選自《深淵與繁星》一書

一百年前的一個傍晚，宣統(tǒng)二年庚午十二月初七，即公元1911年1月7日晚七時許，天津士紳溫世霖正在寓所內(nèi)晚餐，突然有兩三名警官闖入，將其傳喚至警察局。三天后，溫世霖因主張即開國會，被“遣戍新疆，嚴加管束”。當(dāng)時還是北洋法政學(xué)堂學(xué)生的李大釗，曾積極參與此次運動，后來在母校十八周年紀念日時回憶過這段歷史。溫世霖對學(xué)生的激烈態(tài)度有所保留，但還是義不容辭地參與了此次運動。

時任直隸總督的陳夔龍在《夢蕉亭雜憶》里回憶，天津無賴某君，混入學(xué)界，“挾眾罷學(xué)，通電全國，幾至激成巨變，不可收拾”，于是“密拿到案，即日電奏發(fā)往新疆安置”。在沒有法律程序的情況下，與其說溫世霖被逮捕，不如說被綁架。雖然天津政治運動受到影響，但慶幸的是，各地媒體紛紛報道這一事件，社會各界進行營救活動，并未因此被視為同案犯而被牽連。

《昆侖旅行日記》是溫世霖寫于整整一百年前的日記，記載了他一路發(fā)配的“西行漫記”。我在打折書店偶遇，厚厚的一摞躺在那里。留意這本書，是因為我對近代以降的日記和書信情有獨鐘。盡管日記和書信常以自我為中心，但好處正在于只是一家之言、一人之見，并不宣稱自己是客觀公正的。

此前對溫世霖一無所知。讀過書中附錄文章，才知道他出身于天津的教育世家，與創(chuàng)建南開的張伯苓、嚴范孫是世交。天津有兩個溫氏教育世家，一為溫世霖家族，一為溫瀛士家族。前者于1905年創(chuàng)辦普育女子學(xué)堂，后者于1930年創(chuàng)辦第二所普育女子學(xué)堂。普育女子學(xué)堂被視為“北方女學(xué)先河”，溫世霖母親是第一任校長，1923年去世，孫中山譽為“民國賢母”。

今人對流放的印象，大都來自《水滸傳》。林沖被發(fā)配，一路機關(guān)重重，如果不是魯智深相助，只能“被自殺”。兩位解差董超、薛霸，對林沖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后來盧俊義被發(fā)配，董超、薛霸再次聯(lián)袂登場，故技重施，被燕青結(jié)果了事，也算是替林沖報仇雪恨了。溫世霖比林沖、盧俊義要幸運許多，他遇到的解委像春天般的溫暖，一路鞍前馬后，你挑著擔(dān)，我牽著馬，迎來日出送走晚霞。

董超、薛霸陪伴林沖從開封走到滄州，清朝的制度與之不同，溫世霖一路途徑直隸、河南、陜西、甘肅、新疆，每至一地更換文武兩名解委。

最初的兩名解委因為缺乏合法程序，公文欠奉，自覺理虧，“言語支吾”，而且因為相處時間短暫，沒有來得及培養(yǎng)出感情。此后各地解委都與溫世霖建立了“魚水情”。溫世霖對河南兩位解委的評價是，一位“人甚慷慨”，一位“照料格外周到，令人感激”，臨別時他們“彼此依依握手，黯然令人增感”。讀至此處，幾乎要聯(lián)想起江淹的“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和柳永的“執(zhí)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后來溫世霖和另一位解委話別時，就引用了江淹的這句名言，稱“當(dāng)時之情景似之”。陜西兩位解委與溫世霖途徑臨潼縣，三人在夜晚同去華清池沐浴，溫世霖目疾初愈，行走不便，在解委扶掖之下，安然下池入水。在西安時適逢除夕，其中一名解委送來岳母手做黃河鯉、蟹黃等菜肴。

甘肅解委李子珠尤為獨特，溫世霖對他的第一印象是“人極開通，頗有肝膽，與余一見如故”。此說絕非客套。李子珠聽說溫世霖案發(fā)緣由，極為打抱不平，建議溫世霖家人上訪，溫世霖感慨：“李君古道熱腸，令人感激”。到了蘭州，李子珠拿出家藏三十年老花雕，設(shè)宴招待溫世霖，并建議其納妾，理由是：“遣戍者孤身至新（指新疆——引者按），恐有監(jiān)禁之虞；若攜家眷，則可通融，在城內(nèi)賃屋居住?！崩钭又榉Q家中有侍婢兩人，可供選擇，但被溫世霖謝絕。

溫世霖遣戍新疆與直隸總督直接相關(guān)，甘肅藩司系直隸總督胞叔，李子珠因為與溫世霖來往受到牽連，停職三年，解委也換為他人。但李子珠毫不介意，依然與溫世霖來往，不僅送去翅、參、雞、鴨和紹酒，還表示“一介微官”，即使受到處分，也不愿意失去溫世霖這位良友。溫世霖非常感動，稱：“風(fēng)塵知己，邂逅訂交，不謂齷齪世界中，尚有此肝膽照人，俠骨冰心之同志。一念及此，不禁熱淚縱橫矣。”從第一印象之“頗有肝膽”到日久見人心之“肝膽相照”，溫世霖對李子珠的印象一以貫之。

后來李子珠再次建議納妾，要將兩位婢女送來以供選擇，溫世霖再次拒絕。李子珠干脆責(zé)之以大義，勸溫世霖“應(yīng)知一身所負之責(zé)任極為重大，切宜為國家愛護保全”。眾多友人一致決定為溫世霖物色人選，在蘭州曾談妥孀婦一名，但因?qū)Ψ讲辉高h行，作罷。于是，他們集資百金，委托解委在涼州代為覓一佳麗。這位解委與于右任是關(guān)中書院同學(xué)，“為人頗有風(fēng)骨”，慨然應(yīng)允，并稱“絕不辱命”，后來果然兌現(xiàn)承諾，在涼州為溫世霖覓得一位女子。今天看來，納妾有違男女平等的精神，“為國家而納妾”的說法更是言過其實，這在當(dāng)時卻是一段佳話。

溫世霖在蘭州停頓時，曾有一位名為陳克義者，聲稱奉孫逸仙之命對他沿途保護。但溫世霖知道絕無危險，不會遇到董超、薛霸，辭謝了遠道而來的“魯智深”。溫世霖對一路同行的諸位解委稱贊有加，稱“所遇各省解委，咸蒙熱心維助，是故天佑愚衷，默加呵護”。陪同溫世霖到新疆的甘肅解委，甚至產(chǎn)生了調(diào)到新疆當(dāng)差以便“常常聚首”的想法。

在溫世霖的“西行漫記”中，一路“默加呵護”的不僅有解委，還有地方官員。雖然直隸總督通電沿途各省督撫對溫世霖嚴加防范，但也只有西安、蘭州這些城市的長官貫徹了這一精神。在絕大多數(shù)地方，如同《昆侖旅行日記》的編注者高成鳶所說，溫世霖“不像囚車里的罪犯而像視察中的長官”。

欽犯溫世霖仿佛欽差，一路不乏結(jié)彩懸燈歡迎者，甚至解委都可以狐假虎威。在河南靈寶，一名解委大聲斥責(zé)地方差弁：“你們老爺對溫大人得罪得起嗎！他在北京罵了慶王爺，連攝政王都怕他，你們老爺是不想做官了！”在中央集權(quán)制下，對地方而言，所有“中央”來的、“上頭”來的，都具有一定的權(quán)威，哪怕欽犯也被視為上達天聽者。更何況，在一個缺乏法治的環(huán)境下，欽犯改日成為欽差大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能得罪。如果在患難之際雪中送炭，將是一筆性價比極高的投資。

但很多地方官員對溫世霖的盛情，并非出于投資心理，而是有著觀念上的認同。在陜西華山，溫世霖一行入住的地方，“室中陳設(shè)雅潔，簾帳被褥均新制，極華麗”，茶水點心，“極其適口”。最讓溫世霖意外的是，房間里還放有幾本新小說，“此等閉塞地方，有此新書，直可謂之奇寶矣”。知縣“人極開通，思想新穎”，有兩個弟弟在日本留學(xué)，本來想與溫世霖碰面，但是限于官場規(guī)則，不便直接出面，派人再三致歉。在陜西咸陽，知縣與溫世霖有同鄉(xiāng)之誼，又受朋友之托，雖然不便出面，但委托屬下盛情招待。

也有官員完全不避嫌疑。陜西臨潼知縣張瑞璣就與溫世霖一起“痛說革命家史”，觥籌交錯，相談甚歡，臨行時饋贈十二金，供購御寒皮斗篷之用。溫世霖稱他“言語爽直，精神奕奕，無絲毫官吏習(xí)氣，與余一見如故”。這與張瑞璣的思想傾向有關(guān)，張瑞璣自陳曾是戊戌黨人，與戊戌六君子之一楊深秀有會試同年及同鄉(xiāng)之誼，親赴菜市口為楊深秀收尸，并周恤楊深秀之遺孤。如果此段屬實，張瑞璣和楊深秀當(dāng)為忘年交，楊深秀生于1849年，張瑞璣生于1872年，兩者相差23歲。

溫世霖盛贊張瑞璣：“風(fēng)塵俗吏中而有此人，誠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矣，令人肅然起敬?！眱扇讼嘁娛窃?911年1月，十個月后，張瑞璣起事，后曾任國會議員，去世后章太炎為其撰寫墓表。1998年，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張瑞璣詩文集》，該書曾于1988年自印出版。

在甘肅安定縣（1914年更名為定西縣，后因楊顯惠《定西孤兒院紀事》而聞名），縣令系晚清最后一位狀元劉春霖之胞兄，等候溫世霖多時未遇，后因公務(wù)進省，但囑屬下熱情招待，臨別前饋贈二十四金，足以購買兩件御寒皮斗篷。劉春霖也寫信給胞兄，“特囑從優(yōu)照應(yīng)”。在甘肅金縣（今榆中縣），知縣與溫世霖好友是同年，又是至好，所以聽說溫世霖途徑本地，派家人在百里之外預(yù)備酒席招待，自己則出境六十里迎接，雙方亦是“一見如故”，臨別時知縣饋贈十二金。其余各地官員，迎來送往，不可勝數(shù)。

流放途中，溫世霖不是“西出陽關(guān)無故人”，而是“天下誰人不識君”。他不像家破人亡的林沖，更像如沐春風(fēng)的宋江，一路各路人馬相見，均是納頭便拜。在西安，陜西按察使因為溫世霖賓客盈門，設(shè)崗禁止賓客。但來訪者直接闖入，川流不息，如入無人之地。更有軍官在除夕趕來，遇到崗兵阻攔，手持馬鞭鞭打他們，代表自己和同僚向溫世霖饋贈川資，讓人聯(lián)想起黑旋風(fēng)李逵或霹靂火秦明。

溫世霖一路享受貴賓待遇，據(jù)當(dāng)時天津長蘆鹽務(wù)系統(tǒng)派駐洛陽人員的一封家書顯示，溫世霖“并無刑具，十分優(yōu)待”，甚至有“飯后手巾把、漱口盂、茶點、瓜子”——如此待遇大概今日需要在“海底撈”方能享受——所以，寫信者感慨：“吾國此次對待犯人這等優(yōu)異，為從來所未有?！比缜八?，除了在西安、蘭州等地，溫世霖發(fā)送電報、訪客會友的權(quán)利受到一定限制；在絕大多數(shù)時候，他仿佛微服私訪的欽差大臣，禁令往往形同虛設(shè)，電報自有朋友代發(fā)，訪客也常常橫沖直入。

最受打擊的一次是在蘭州。溫世霖聽說甘肅按察使“頗有氣節(jié)”，于是登門拜訪，對方拒不相見，并告誡“不準犯人溫某隨意出門，隨意稟見”。溫世霖稱：“余生平第一次遭此奇恥大辱。當(dāng)時聞之憤火中燒，幾至?xí)灲^?！钡髞恚犝f甘肅按察使此舉亦是懾于甘肅藩司，情緒稍有緩和。

除此之外，溫世霖也曾經(jīng)受生活上的折磨。尤其在新疆的路途中，遭遇九死一生之妖風(fēng)，下榻之處積水和馬糞混雜，“濕臭之氣，觸筆欲嘔”，夜間更是“冷風(fēng)徹骨，遍身戰(zhàn)栗”。這對世家出身的溫世霖來說，幾乎難以想象，他感慨“苦痛萬狀，非言可喻，真可謂人間地獄矣”。

溫世霖在“西行漫記”中遇到的問題大都是“天災(zāi)”。比如他稱之為“人間地獄”的地方，寸草不生而且交通不便，所以條件如此艱苦，并非地方官員有意為之。在條件可能的情況下，溫世霖的待遇甚至超過解委和地方官員。

從直隸到洛陽，溫世霖乘火車，此后沒有鐵路，但也不是像林沖一樣步行。從蘭州出發(fā)時，溫世霖的車“寬大如一小屋，可容五六人坐而聚餐”，需要梯子才能上下，出了嘉峪關(guān)后，晚上就住在車上。如果有好事者，可以據(jù)此論證“房車”發(fā)源于中國。溫世霖獨自享受專車，兩名解委只能共用一輛，與其說他們是解委，不如說更像隨行的跟班。

至于飲食，更不必說，地方官員大都盛情款待，幾乎一路嘗遍各種風(fēng)味的“農(nóng)家樂”，溫世霖一行也自備了各種食物。在西安，同鄉(xiāng)贈送橘柚、鮑魚、茶葉等物，并有朋友招待以韭黃豬肉餃，“極美，不減家鄉(xiāng)風(fēng)味也”。在陜西乾州，溫世霖和解委飯后煮食酒釀，加上蛋清、白糖，“味甚純美”。在甘肅隆德（今屬寧夏），馬哨官饋贈鹿腿和鹿筋，“異味初嘗，非常甘美”。在甘肅安定縣，馬哨官饋贈羊羔一只，他們又購買肥雞兩只，但身邊沒有調(diào)料，只加鹽烹煮。溫世霖一邊感慨“滋味之香美，異于尋?！保贿呌钟X得不太滿足，不過是“饑者易為食”，因為饑餓，所以覺得好吃。

在蘭州，因為隨后的路途人間稀少，需要自帶食物。友人除了為溫世霖準備了白米、小米、白面和雞蛋等必需品，還準備了“腌肉、咸魚、臘腸、火腿、洋酒、海參、熏雞、鹵鴨、咸菜等物，可謂應(yīng)有盡有，周到之至”。以至于溫世霖感慨，當(dāng)年柳宗元、韓愈、蘇軾貶謫邊陲，也未曾享受如此待遇，因而“愧對前賢、捫心增疚”。離開蘭州時，友人又送來“一品鍋”，為其餞行。沒過多久，溫世霖又在新疆哈密再次吃到軍官贈送的“一品鍋”，也有官員在宴席上準備鯽魚，這在缺水的西北地區(qū)堪稱珍品，“鮮美異常”。哈密王也視溫世霖為上賓，隆重招待。

不僅食不厭精，對于飲水，溫世霖也很在意。過了西安，溫世霖感慨一路沒有清泉可飲，泡茶也沒有味道，即使貨鋪出售的瓶裝京茶也只是粗茶。在劉春霖胞兄擔(dān)任縣令的甘肅安寧，水質(zhì)咸澀，縣署專門送來“特供飲水”，該水只有一缸，供縣令及夫人專用，取水需兩日往返。飯后，溫世霖一行先食用梨橘，但是不覺解渴，于是煮水分飲，雖“倍覺甘美”，但溫世霖認為是“渴者易為飲”，因為干渴，所以覺得好喝。后來他們途經(jīng)名為鹽水河的地方，煮茶，加上梨棗調(diào)味，依然難以下咽。盡管他們抱怨水質(zhì)，店主卻跪求他們口下留水，因為水極為稀缺。于是，溫世霖一行用川橘和凍梨解渴。

嘉慶年間，洪亮吉流放伊犁，一路作詩飲酒皆被封殺，只有出嘉峪關(guān)之后，才偶有動筆，但不談國是，只談山水。不可思議的是，溫世霖是政治犯，卻一路政治活動不斷，不像是流放，更像是串聯(lián)，“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這一方面是因為有諸多同鄉(xiāng)之誼者，津商曾經(jīng)隨左宗棠入疆，在西北頗有影響，如果以“大同鄉(xiāng)”而論，范圍更是大至五省；另一方面是因為有諸多志同道合者，立憲雖然不能說是家喻戶曉，卻已在士紳階層具有一定共識。在“西行漫記”中，溫世霖和天津商會、天津咨議局保持聯(lián)系。

溫世霖流放之初，途經(jīng)直隸保定，車站居然聚集兩千余學(xué)生，準備把他劫下，火車沒有在保定停留，直接駛過。到了河南開封，河南咨議局議員和學(xué)生聚集于車站，加以挽留，反而是溫世霖當(dāng)眾演說，勸他們放行，眾人集資八百余元，供溫世霖沿途開銷。此后，一路為溫世霖提供川資者，不勝枚舉，以至有集資納妾一事。

這位欽犯一邊寫信給朋友，主張“立憲應(yīng)從速籌備”，同時一路會見舊雨新知，商討立憲大業(yè)。他抵達西安后，得知直隸咨議局已經(jīng)致電陜西咨議局，請求予以照顧。溫世霖還在西安與幾位同鄉(xiāng)兼同志“縱談國是，并論及革命秘密組織”。一個欽定的政治犯，在流放途中，考察立憲，會見各路反對派，商討如何起事，聽起來如同《天方夜譚》。

尤其到新疆境內(nèi)，天高皇帝遠，溫世霖不僅私下交流，更是獲得公共言說的空間。在新疆奇臺縣的三天，溫世霖發(fā)表三次演說。他到實業(yè)小學(xué)參觀，教員率學(xué)生六十余人開歡迎會，請他做演說，“殊出意料之外”，此次溫世霖就普及教育和救國圖強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隨后，在以商人為主的直隸同鄉(xiāng)會、陜省同鄉(xiāng)會上，溫世霖就商戰(zhàn)展開演講，主張商會互相聯(lián)絡(luò)，同時還就主張“講求自治，凡屬公民選舉權(quán)，萬勿輕易放棄”。在新疆孚遠縣（今吉木薩爾縣），群眾圍觀沒有發(fā)辮的溫世霖，溫世霖借機與他們交流，消除了他們對學(xué)堂的誤會。溫世霖感慨：“惜無人為之言說，以開通民智耳?！?/p>

林沖到了滄州，須吃一百殺威棒，行賄之后，才稱病躲過。溫世霖到了迪化（今烏魯木齊），知府卻主動前來探望，并送來酒席。溫世霖請示如何“管束”，知府讓其休息數(shù)日，同時表示：“到了迪化即算完事?！毙陆珣棗钤鲂乱脖硎荆骸凹纫训酱?，即無事了！”

在迪化期間，“賓朋之來歡迎者，踵趾相接”。楊柳青商幫領(lǐng)袖、日本歸來留學(xué)生、各路官員紛至沓來，有送魚翅席者。當(dāng)?shù)厣踔羵饔幸痪渌字V：“請溫七爺吃飯請得起，請溫七爺喝酒請不起?！币驗樾陆煌ú槐?，“外國酒極貴，啤酒每瓶銀二兩，香檳酒大瓶者每瓶十四兩”，每次宴請溫世霖，洋酒需要三四十金。

朋友為溫世霖選擇的新居更是勝過江南園林：“房外回廊環(huán)繞，院中花木扶疏，又有清渠，一道小橋通焉。窗對博克達山，山頭終年積雪，每風(fēng)雨晦明，云影山光，時時變幻，快人胸臆?？梢孕摒B(yǎng)，可以讀書，雖終老于此，亦云幸矣?！贝送猓€有涼州女子作伴，紅袖添香。在《昆侖旅行日記》的最后，溫世霖寫道：“從此閉戶，埋頭讀書養(yǎng)氣，靜以待時而已。”

在途中，溫世霖至少兩次與朋友預(yù)測時局轉(zhuǎn)折的日期。一次在西安，一位北洋大學(xué)畢業(yè)、擔(dān)任陜西高等學(xué)堂英文教習(xí)的同鄉(xiāng)表示：“半年之后，必有成效可觀。大約大駕行抵新疆，即可返轡?！币淮卧谔m州，甘肅解委李子珠被停職，溫世霖稱：“預(yù)計三年以后，吾儕必能揚眉吐氣?！?/p>

一個健在了267年的老大帝國，會在半年至三年之內(nèi)轟然倒塌？他們似乎太樂觀了。但結(jié)果如今已經(jīng)眾所周知，不到一年的時間，武昌首義，不久溫世霖返回天津。

溫世霖被發(fā)配新疆，一路不是道路以目，而是觥籌交錯，無論體制內(nèi)外，幾乎都對他表示敬意。這種現(xiàn)象絕非孤例，日知會會員胡瑛被捕，判處終身監(jiān)禁，獄中的胡瑛仿佛流放中的溫世霖。范福潮在《“精神領(lǐng)袖”胡瑛》（《南方周末》2011年6月2日）里講述顧過這段歷史：胡瑛在監(jiān)獄中會見各路朋友，飲酒聊天，商量黨務(wù)，還與獄卒的女兒談情說愛；關(guān)押在其他監(jiān)獄的同案犯也大同小異，監(jiān)獄如同“俱樂部”，同道紛至沓來，甚至獄卒倒茶送水，不但經(jīng)濟無憂，還可以接濟困難學(xué)生，“若遇同志商談重要事務(wù)，并可于夜間私自出獄”。

河南解委在靈寶借用溫世霖“欽犯”的名頭，斥責(zé)地方差弁，是為了向縣官索賄，形成慣例之后，此后各地地方官須按照這個標準行事。事后這名解委要給溫世霖白銀二兩四錢、洋燭一包、茶葉一包作為感謝，溫世霖堅辭，感慨：“吏治如此，焉得不亡？”通過流放經(jīng)歷，溫世霖發(fā)現(xiàn)“所有過往差事，名為由地方官供應(yīng)，實則征收民間物品、車輛”，此外還要中飽私囊，以欽犯過境為例，如開支為大錢二三十串，地方官要向民間索取二三百串，有十倍之多。

溫世霖一路享受的海底撈式的待遇，以地方官吏對民間的數(shù)倍盤剝?yōu)榇鷥r。甘肅安西州官因為無錢供應(yīng)溫世霖一行，以至于“避不敢見”，被溫世霖稱為“一大笑話”。新疆哈密每年需要像嶺南進貢荔枝一樣，給西太后進貢哈密瓜，可謂“一騎紅塵太后笑，無人知是西瓜來”；每三年還需大貢一次，除了西瓜、駿馬等貢品，還需準備賞銀五千兩以供賄賂。哈密王的女婿因為疲于應(yīng)對官員的征收，“憂勞致疾，成精神病，醫(yī)治罔效”。

“京中大臣取于外省之大吏，各省大吏取給于地方官，地方官乃竭民脂民膏以奉之。官如是，政如是，欲國不亡，得乎！”溫世霖這樣寫道。這不是一家之見，陜西“張麻子”臨潼知縣張瑞璣甚至比他還要激進。這位潛伏的戊戌黨人，本來想走體制內(nèi)路線，造福一方，但他就任之后意識到此路不通。在《紅樓夢》里，柳湘蓮說寧國府里除了兩個石頭獅子干凈，連貓兒狗兒都不干凈。陜西“張麻子”則稱：“（縣衙上下）數(shù)百人所得之薪資，無一文非擾民害民而來。除衙前一對石獅子無須養(yǎng)活，不擾害百姓耳！”在與溫世霖的暢談中，張瑞璣多次拍案大呼“非大革命不可”。

當(dāng)官民上下都覺得非變化不可時，帝國的末日也就到了。只是新疆迪化的“豪華無敵山景房”，溫世霖沒有享受太多時日就離開了，今日看來尤為可惜。

原載《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1年10月16日，題為《一位持不同意見者的“西行漫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