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作為20世紀國際藝術界最富傳奇色彩的人物，
生前對攝影有著特殊的喜好，不僅喜歡拍照，也喜歡被拍，1931年大千先生還憑借著《黃山云海》獲過比利時萬國博覽會“攝影金質獎”，這大概也是中國較早獲得的國際攝影大獎。

圖1.郎靜山拍攝的張大千藝術風景照

對攝影家朋友，大千先生非常敬重、盡義。遇上好友影展，他總是殷殷捧場，即便自己因故不能到場，他也會囑夫人送去厚重禮金。而攝影家朋友對大千先生更是欽佩之至，敬愛有加，像郎靜山、鄒靜生、高嶺梅、羅寄梅、高仲奇、王之一、胡崇賢、唐遵之等一批著名攝影師與大千先生建立了深厚友誼，并為大千留下了很多珍貴的影像資料。遺憾的是，民國大千很多老照片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毀或散失。所以，用解讀老照片來紀念張大千先生誕辰120周年無疑是很有意義的。

眾所周知，攝影術的發(fā)明是人類近代文明的一大進步，他可以定格歷史的瞬間，幫助人們記錄下歷史上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因此，在還原或是認識歷史人物中，照片和圖片恐怕是最具有說服力的，正所謂“眼見為實”。特別是民國時期攝影都是有錢人的“玩物”，當時拍照用的是膠卷，而能用上相機拍照的，一定是大戶或是條件相當好的人家。一般有經(jīng)濟條件的人家至多遇上重大節(jié)日或重大事件才會到照相館留個影，不像現(xiàn)在拍照都是用手機或是數(shù)碼相機，拍多拍少無所謂。

因此，民國時期的影像圖片資料就顯得尤為珍貴。同樣，在評價歷史人物中，影像照片、圖片往往起會起到一言九鼎的作用，有時再多的文字描寫在照片和圖片面前會顯得蒼白無力，可以說一張照片和圖片往往勝過千言萬語。在研究張大千這個人物中，深感他的很多照片不僅真實地再現(xiàn)了張大千的藝術創(chuàng)作和與友人的交流活動，也能幫助我們后人弄清許多疑惑的問題包括張大千在當時的影響和地位。為此，筆者挑選了幾組有代表性的張大千民國老照片來剖析解讀。

圖2.1929—1930年曾熙（前排中）與張大千（后排右一）、王個簃（后排中）等友人合影

這是一張張大千與恩師曾熙唯一已知的存世照片，故相當珍貴。照片上已知的人物只有三人，即前排中為曾熙，后排右一為張大千，后排中為王個簃，前排右一最初有人認為為向樂谷先生，但經(jīng)曾熙曾孫曾迎三先生考證，此人只是有點像向樂谷而已，所以能確認真實姓名的只有三人。此張照片王個簃生前曾回憶拍攝于曾熙晚年，為1931年。實際曾熙去世于1930年，所以，王記憶有些誤差。

1983年大千在臺灣看到與恩師和友人合照后非常激動，不能自己。但大千也無法確定拍攝的具體時間。后據(jù)曾迎三先生考證，此照約在1929～1930年。從此照可看出張大千與曾熙與王個簃的關系。應該講，張大千能在日后馳騁十里洋場和名揚全國與恩師曾熙的傳授、點撥、提攜密不可分，換言之，沒有曾熙恐怕也就沒有后來輝煌的張大千，包括名聞遐邇的大風堂同門錄和當今被市場炒得如火如荼的張大千菜單，實際也是大千從恩師曾熙那里學的。

所以，大千對恩師終身不忘，敬師如父母，即便大千晚年身體不適臥床，只要看到恩師書作，立馬會起身站起來觀賞，按大千的說法，看老師的作品哪有坐著看的。對肯割愛的藏家，大千從來都是來者不拒，多多益善，他一生通過購買和交換收藏的曾熙、李瑞清的作品眾多。所以，大千一言一行絕不是作秀，因為作秀只能是一時，不可能一世都如此。

圖3.20年代中期(1926或1927年）海上畫家雅集，吳昌碩（前右一）、張大千（前左一）、方介堪(左二）、黃賓虹（左三戴墨鏡)、于非闇（右二）等合影

這是一張非常珍貴的上世紀20年代中期海上一流大名家頂級雅集合影照片，距今已有90多年了，特別是照片躲過了歷次政治運動和劫難，保存下來實屬不易。所以，保存者方介堪和方廣強父子功不可沒。從此照中可獲悉如下信息：

一是雅集合影時間推斷在1926年夏至1927年11月29日之間，這是因為張大千與方介堪認識于1926年夏在曾熙家中（張大千、方介堪年表記載），而吳昌碩又死于1927年11月29日，故此照拍攝時間當在1926～1927年之間；

二是這張照片是海上名家級別最高的一次雅集合影，參加名家有吳昌碩、張大千、方介堪、黃賓虹、于非闇等，還有幾位名家姓名不詳，應也是當時海上著名的文人墨客；

三是可看出張大千出名很早，二十年代中期名望與當時海上盟主吳昌碩已是不相上下，相片中張大千與吳昌碩已坐在雅集名家的中間，兩旁分別為方介堪、黃賓虹、于非闇等，當時海上雅集座位安排是很有講究的，名望大一般坐中間的，此張照吳昌碩與張大千一老一少坐在中間，真實地再現(xiàn)當時張大千已躋身海上一流名家之列情景；

四是原很多資料上將張大千與于非闇認識時間定是在30年代，根據(jù)這張照片至少應提前在1926年和1927年。

筆者翻閱了張大千的年譜，年譜上記載了1924年大千首次去北平住在汪慎生家，筆者推斷張大千在北平期間，可能經(jīng)汪慎生或是其他熟人介紹認識于非闇的。

筆者看到此照片常常會想起此照片的提供者——方介堪公子、著名學者方廣強先生曾發(fā)出的感慨：“近百年來被世人公認的大師唯獨只有張大千先生！其創(chuàng)新、畫風、人品、詩詞、書法等等開創(chuàng)了百年大風堂之文風……！歷史：只有歷史的、沉淀、沿革、才能評論一位大師：百年出一師才是真正的大師！”

圖4、1929年第一屆全國美展開幕第二天畫壇大佬合影，第一排左起黃賓虹、楊清馨、吳湖帆、張大千、葉恭綽、孟壽椿、關伯珩、張善孖、王濟遠、榮渭陽，第二排左起：陳樹人、江小鵝、陳淮生、王一亭、李祖韓、狄楚青、姚虞琴、李毅士，第三排楊杏佛、白山夫、徐志摩、李祖夒在平等閣前留影

圖5.1929年“第一屆全國美展”《美展》匯刊，張大千題寫第七期《美展》（從創(chuàng)刊號至第十期，先后有藝壇大佬葉公綽、楊杏佛、黃賓虹、蔡元培、張善孖、馮超然、張大千、陳小蝶、曾熙、馬敘倫題寫，吳湖帆題寫了增刊刊名）

圖6.1929年曾熙為全國第一屆美展特刊目錄

圖3至圖5是1929年全國第一屆美展時期一組照片。圖3是1929年第一屆全國美展開幕第二天畫壇大佬在平等閣前合影，第一排左起黃賓虹、楊清馨、吳湖帆、張大千、葉恭綽、孟壽椿、關伯珩、張善孖、王濟遠、榮渭陽，第二排左起：陳樹人、江小鵝、陳淮生、王一亭、李祖韓、狄楚青、姚虞琴、李毅士，第三排楊杏佛、白山夫、徐志摩、李祖夒。從照片看張大千和張善孖都在前排中央位置，他的右面是葉恭綽，左面是吳湖帆。有資料顯示大千參展作品多達五幅，其中圖5美展特刊52件作品中，張大千有3件，其中與鄭午昌合作1件，這是特刊中刊登數(shù)量最多的畫家之一。

圖4是美展期間張大千為第七期《美展》題寫的刊名，據(jù)有關資料顯示：第一屆美展共出10期《美展》刊物，外加1期增刊，其中題寫第1至第10期刊名的有：葉公綽、楊杏佛、黃賓虹、蔡元培、張善孖、馮超然、張大千、陳小蝶、曾熙、馬敘倫，吳湖帆題了增刊刊名。從以上這組照片看，1929年第一屆全國美展大千先生中國畫壇的地位已經(jīng)是大佬級人物了。（圖7）

圖7.1936年攝于徐燕孫的住地：中南海芳華樓植秀軒，徐燕蓀（左一）與張大千（左三）、于非闇（左十一）、壽石工（左十）、謝子衡（左五）、胡佩衡（左七）、蔡禮（前排右一為律師）、周元亮等畫家于中南海植秀軒

這是大千與北平好友的合影，攝于1936年徐燕蓀的中南海芳華樓植秀軒住地。照片中徐燕蓀（左一）與張大千（左三）、于非闇（左十一）、壽石工（左十）、謝子衡（左五）、胡佩衡（左七）、蔡禮（前排右一為律師）、周元亮等合影。這張合影背后還流傳著一個故事，那是1935年底，北平中國畫學研究會主持在中山公園稷園舉行書畫聯(lián)展，張大千與好友于非闇合作的《仕女撲蝶圖》中的題跋引發(fā)了北平畫壇著名人物畫家徐燕孫的不滿，徐認為張大千畫中“若令徐娘見，吹牛兩大王”的題跋目中無人，竟敢公開隱射侮辱自己，逐請京城名律師蔡禮一紙訴狀在法院狀告張大千，大千感到莫名其妙，游戲之作竟被告上法院，于是請蔡禮的老師江庸大律師應對，后在朋友斡旋下雙方化解了糾紛，同歸和好。該照是他們和好后的合影。日后張徐還合作繪畫，大千對徐燕蓀還不吝贊美之詞，晚年大千在他《四十年回顧展自序》中還專門寫了“人物仕女，吾仰徐燕蓀”。（圖8）

圖8.民國36年初版 陸丹林著《當代人物志》【全1冊康有為 、陳三立、吳佩孚、徐世昌、周樹人、林語堂、張大千等人物傳】

本圖是民國海上藝壇文膽、第一名編陸丹林(1895—1972年)撰寫的《當代人物志》，于民國三十六年由世界書局出版，這本書在當時影響甚大，陸丹林還專門請張大千題寫了書名。那么，陸丹林是何人?也許今天很多人比較陌生。這里作簡要介紹：陸丹林在民國時曾任上海中國藝專、重慶國立藝專教授，蜜蜂畫刊、國畫月刊編輯、中國畫會理事，及各地展覽會征集評選委員，文藝作家協(xié)會委員。他屬于藝術評論中的權威人物，先后主編許多報刊雜志，尤其以文史和書畫刊物而聞名，堪稱是當年國內(nèi)和港澳兩地的第一“名編”。他著作極富，編著有《楓園書畫錄》《紅樹室書畫集》《美術史話》《藝術論文集》等書。

早年與孫中山有密切交往，孫中山曾親書《博愛》贈送陸丹林?！懂敶宋镏尽肥顷懽约鹤顬榭粗氐囊槐緯斈暌脖幻駠胺Q“研討近百年的史事”集大成者，所選人物都是各領域重量級人物，如康有為、吳佩孚、林語堂、魯迅、陳三立、徐世昌、林語堂、許地山、葉恭綽、張大千、劉開渠、趙祖康等，從中可見張大千在三十年代中國文化藝術領域的地位和影響。（圖9）

圖9.1936年北平藝壇名家合影，第一排左起汪慎生、陳半丁、徐燕蓀、張大千、周肇祥、張善孖（右四）、于非闇（右三）、張恨水（二排左六）、胡佩衡（二排右五）、壽石工（二排右二）、王森然（二排右三）、王君異（二排左三）、李苦禪（三排右八）、及姜妙香、趙夢珠等

這張照片是李苦禪之子李燕提供，這是1936年北平藝壇名家的大合影，由于此張照片匯集了眾多京城名家，故彌足珍貴。照片第一排左起汪慎生、陳半丁、徐燕蓀、張大千、周肇祥（圖片上寫的是齊白石有誤，實際為周肇祥）、張善孖（右四）、于非闇（右三）、張恨水（二排左六）、胡佩衡（二排右五）、壽石工（二排右二）、王森然（二排右三）、王君異（二排左三）、李苦禪（三排右八）及姜妙香、趙夢珠等。這張照片表明大千先生闖蕩北平極為成功，特別是“南張北溥”的流行使得大千在北平藝壇聲望如日中天，并成為了北平藝壇最有影響力和號召力的人物之一。

由于這張照片是北平文化藝術界一次聚會合影，按照慣例，前排座次是非常講究的，張氏昆仲一左一右?guī)缀醵嘉涣星芭胖虚g座位，張大千右面是北平畫壇領袖人物周肇祥，左邊是徐燕蓀，再左邊是大他20多歲的陳半丁，可見大千在北平藝壇的地位和影響。（圖10）

圖10.1936年，張大千（前排右一）邀好友王師子（前排右五）到北平游玩，邀齊白石（前排右三）、于非闇（后排右三）、汪慎生（右六）、壽石工（后排右二）等好友聚餐，“歡迎王師子先生蒞平合影（民國廿五年九月十四日攝於春華樓”）

該照是張大千邀請好友在北平第一名廚白永吉的春華樓聚餐時留影。照片上方寫著“歡迎王師子先生蒞平合影，民國廿五年九月十四日攝於春華樓”，推算時間為1936年。合影照已知人物有：王師子（前排右五）、齊白石（前排右三）、張大千（前排右一）、于非闇（后排右三）、汪慎生（右六）、壽工石（后排右二）等。對這張照片的解讀有三：

一是可看出王師子（1885—1950年）與張大千關系非常密切。他們是多年摯友，同為“九社”成員，而在北平藝壇闖蕩成功的張大千自然不會忘記老友，為此，1936年張大千特邀好友王師子到北平游玩也就在情理之中，此張照片見證了張大千與王師子的深厚友誼；

二是大千安排得非常周到。三十年代，王師子的花鳥一度與齊白石花鳥齊名，所以，請齊白石及于非闇、汪慎生等花鳥畫家及好友與王師子聚餐就顯得特別有意義，可惜的是照片上不少人物今天已很難來考證，想必不少是當時的京城名人；

三是張大千與齊白石的關系不像人們傳說的過去齊白石不待見張大千，理由是張大千造假太過“無恥”。

實際上，張和齊關系非同一般，筆者就從這張照片說吧。此張照攝于1936年，那時齊白石屢屢受到京城畫壇的排擠，并游離在京城各大社團之外，而大千早已被“南張北溥”推上了畫壇至高無上的地位，應該講，當時無論是在京城的聲望還是畫價張大千都要遠高于齊白石。但張大千對年長他36歲的齊白石另眼相看，非常尊重，拍照讓齊白石與王師子坐在中間。據(jù)于非闇晚年在《懷張大千》一文中透露：“大千每次來京，必獨自出資請吃川菜的齊白石老師?！?/p>

而《張大千傳》作者李永翹先生考證披露的2件事也很有說服力，一件是三十年代大千以北平“八大樓”之一春華樓為基地組建的“轉轉會”，類似于“藝術沙龍”的組織形式，每個星期日聚會，當時參加轉轉會有12人，其中就有齊白石。另一件是解放初大千僑居印度期間，齊當時生活較窘，曾給張一信，內(nèi)附二畫，言及自己生活困難，想托張在外給他賣了，每畫只要50美金即可。張見齊畫與信，大為傷感，曾說：“堂堂的中國大畫家齊白石，一幅畫豈能只要區(qū)區(qū)的50美金？這也太掉價了！我在日本裱一幅畫，光是裝裱費就要三百美元，難道齊白石的一幅畫，還遠遠抵不上我的裝裱費？這真是豈有此理！”大千思之再三，不忍齊畫賣如此低價，但他也知道齊老的脾氣，不愿白受人恩惠，于是自己給齊寄去了數(shù)百美元，謊稱是齊畫賣掉所得，齊因此事對張非常感激，認為張幫了他的大忙，解了他的燃眉之急。齊白石對大千的藝術也多次給予很高的評價，如：“一筆一畫，無不意在筆先，神與古會”等。只不過齊白石的評價沒有溥心畬、徐悲鴻等人的影響大而已。以上這些都可佐證張大千與齊白石關系非常密切。（圖11）

圖11.1937年張大千（左一）在北平古物陳列所國畫研究館門前與好友和學生合影，左起：張大千、錢桐、于非闇、楊淑員、冷筱筠、黃華、陳國平、俞致貞、錢迪朋

這是1937年張大千（左一）在北平古物陳列所國畫研究館門前與好友和部分學生合影，左起：張大千、錢桐、于非闇、楊淑員、冷筱筠、黃華、陳國平、俞致貞、錢迪朋。根據(jù)有關檔案披露，1937年4月6日，古物陳列所聘請周肇祥、張大千、于非廠、溥心畬、汪慎生和邱石冥為研究員成績審查委員。之后，在錢桐先生的主持下，成立國畫研究室。錢桐親自向研究員們教授古典詩詞；張大千、黃賓虹、于非闇等被聘為導師。入該室學習并成名者尚有郭味蕖、晏少翔、俞致貞、洪怡、楊秀珍、田世光、張其翼、季觀之、鐘質夫等人，這些人日后成為了北京畫派的中堅。有關這段歷史，晏少翔、張其翼、鐘質夫等都有撰文記述。（圖12）

圖12.1938年，周肇祥（右三）與張大千（左二）等名流在北平故宮合影（左起：于非闇、張大千、黃賓虹、福開森、錢桐、周肇祥、徐世昌、江朝宗）

這是1938年張大千與北平名流在故宮雅集時合影。左起：于非闇、張大千、黃賓虹、福開森、錢桐、周肇祥、徐世昌、江朝宗。這些名流都是各領域的頭面人物，其中黃賓虹（1965—1953年）是德高望重山水畫家、北平古物陳列所國畫研究館導師；徐世昌（1855—1939年）曾在民國擔任過總統(tǒng)，有“文治總統(tǒng)之譽”。徐也擅長書畫、喜好收藏；福開森（1866—1945年）是加拿大人，袁世凱上臺后，推行“聯(lián)美”政策，福開森成為了大總統(tǒng)府顧問和北洋政府總理衙門顧問，他也是著名教育家、收藏家；錢桐（1874—1938年）是民國時期北平古物陳列所所長，晚年創(chuàng)立“國畫研究室”，后改名“國畫研究院”，為中國畫壇培養(yǎng)一大批美術人才；周肇祥（1886—1954年）是京津畫派領袖。

早年任古物陳列所所長，后與金城等著名畫家創(chuàng)辦中國畫學研究會，自1926年起任中國畫學研究會會長，出版會刊《藝林旬刊》《藝林月刊》；江朝宗（1861—1943年）是民國著名政客，曾在北洋政府任過代總理；于非闇（1889—1959年）是張大千多年的密友，北平著名畫家。這些人中年齡最小的都要比張大千（1899—1983年）大10歲以上，大千能與這些京城前輩名流雅集，應驗了黃君璧先生所言：“張大千是非常人”。（圖13）

圖13.1935年11月“黃山藝苑”歡迎大千先生茶會留影，左起：第六人張充仁、第八人鄭午昌、第九人張聿光、第十人陸丹林、第十一人許士琪、第十二人張大千，第十三人謝稚柳、第十四人李秋君、第二十人馬公愚、第二十四人顏文樑、第二十五人郭沫若、第二十七人吳湖帆、第二十八人吳青霞，其他社會名流不詳。

這是1946年11月“黃山藝苑”歡迎大千先生茶會留影，大千摯友許士琪在照片上題了字。經(jīng)筆者考證，照片左起：第六人張充仁、第八人鄭午昌、第九人張聿光、第十人陸丹林、第十一人許士琪、第十二人張大千，第十三人謝稚柳、第十四人李秋君、第二十人馬公愚、第二十四人顏文樑、第二十五人郭沫若、第二十七人吳湖帆、第二十八人吳青霞，其他社會名流不詳。如此盛大的歡迎張大千茶會，場面壯觀，參加的社會名流、大佬級人物之多，在民國時期文化名人中恐無人及，他從一個側面也可看出大千當時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之大，在文化藝術界人緣之好。（圖14、15、16、17）

圖14.肅榆林窟外景，1943年。羅寄梅攝。圖中左側橋上站立者為張大千

圖15.張大千在敦煌臨摹

圖16.張大千在榆林石窟與藏僧研究臨摹敦煌壁畫

圖17.張大千以及常書鴻他們在敦煌的日常生活用具

這組照片是張大千為了追溯中國繪畫的發(fā)展源流，于1941年5月率家人、友人和當?shù)乩锸嗳耍再M奔赴甘肅敦煌，在人跡罕至的戈壁沙域風餐露宿，殫精竭慮，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開啟了前所未有的臨摹壁畫壯舉，這些照片是在敦煌2年7個月期間留下影像資料。

從照片上看，敦煌條件生活的條件極其惡劣，四面沙土，無水無電，時有狼群甚至土匪出沒，難怪常書鴻之女常沙娜對敦煌的艱苦生活刻骨銘心，那時她隨父母去敦煌，喝醋，吃鹽、吃面，他的媽媽因忍受不了敦煌的艱苦，離開了常書鴻。有人曾說，那里即便盜物者肯去，恐怕不幾日就會逃之夭夭。

可以說，張大千的此次敦煌之行，開啟了他人生和藝術道路上的一個最為艱苦、艱巨的探索與磨礪時期，同時也為中國文化藝術掀開了一頁新的篇章。

在長達2年7個月的時間里，張大千臨摹壁畫，豪擲重金，花費極巨，據(jù)說舉債5000兩黃金，購買了大量昂貴的礦物質顏料，如赤金、珍珠、朱砂、石青、石綠等等，為的是確保臨摹之作數(shù)十年乃至數(shù)百年后仍鮮艷如新。

同時張大千對石窟的結構、彩塑與壁畫的內(nèi)容、多少、大小均做了文字說明和年代考證、對石窟進行了編號。在此基礎上完成又了長達20萬字的《敦煌石室記》。他在敦煌共臨摹了336幅作品（莫高窟276幅，榆林窟60幅）。1961年，大千先生家屬將家中所藏敦煌畫作183幅，捐贈給四川省博物館；之后大千將62幅捐贈給臺北故宮博物院，尙余流入民間，有的贈送了好友留念。

對這組敦煌照片，筆者也是感慨萬千，若是沒有對藝術宗教般的虔誠，大千是不可能花費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去完成如此的壯舉。正如作家高陽所說：“張大千在敦煌是藝術上的苦行僧，精神上與玄奘西域取經(jīng)有相同之處，表現(xiàn)了他的勇氣、毅力及對藝術的虔敬?！比~淺予先生則說：“作為一個在藝術上已有很大成就的畫家，為了追尋六朝隋唐遺跡，不避艱辛，投荒面壁將及三載，去完成只有國家財力才能做到的事，他的大膽行動已經(jīng)超出了個人做學問的范圍。

盡管后來國家組織了敦煌藝術研究所，為保護石窟和藝術研究作了大量工作，但不能不承認張大千在這個事業(yè)上富于想象力的貢獻及其先行者的地位”然而，敦煌之行歸來后，社會上竟傳來他破壞敦煌壁畫的言論，這是令大千始料未及的。（圖18、19）

圖18.這是1948年大風堂同門會上海分會公祝大千夫子五十大壽合影留念，前排右七為張大千，右三為李秋君，其他不詳，其陣容之大，人數(shù)之多，在中國畫壇也是極為少見。

圖19是1947年民國唯一出版的《中國美術年鑒》中（實際發(fā)行是1948年），里面按師承記略的章節(jié)中，大風堂同門錄陣容龐大，共有70多人，這也成為年鑒中最為靚麗的一道風景線。

圖20.1948年海上文人在李秋君府上送別大千去成都時合影。第一排左起：不詳、王韻清、李祖韓、顧青瑤、黃凝素、李秋君、徐雯波、張大千、梅蘭芳、李祖夒、張乃燕，第二排左起：張比德、曹逸如、糜耕云、伏文彥、李祖模、顧景梅、李祖桐、謝稚柳、李祖元、陳德馨、李祖敏、不詳、陳從周、胡亞光，第三排左起：不詳、不詳、張嘉德

這張照片是1948年海上文人在李秋君府上送別大千去成都時合影。第一排左起：不詳、王韻清、李祖韓、顧青瑤、黃凝素、李秋君、徐雯波、張大千、梅蘭芳、李祖夒、張乃燕，第二排左起：張比德、曹逸如、糜耕云、伏文彥、李祖模、顧景梅、李祖桐、謝稚柳、李祖元、陳德馨、李祖敏、不詳、陳從周、胡亞光，第三排左起：不詳、不詳、張嘉德。人數(shù)共計27人。從該照獲知，當年得知大千夫婦即將離開上海去成都，聞訊的好友和弟子紛紛前來送行，送行的地點是大千的紅顏知己李秋君府上，除了梅蘭芳、張乃燕、謝稚柳、顧青瑤等少數(shù)摯友外，絕大多數(shù)是大千弟子和李秋君家人。這可能是大千在上海最后一張與友人、弟子的合影照，1949年，大千又從成都飛往海外，開啟了羈留海外的生活。

筆者解讀以上圖片，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五大結論：

一是大千先生成名很早，20年中后期就躋身于海上一流名家之列，并享有崇高的地位。

二是大千先生30年代中期已躋身于北平一流名家之列。試想，一個來自四川內(nèi)江的人，一介布衣，沒有什么頭銜、官銜，僅憑借手中一支筆，闖蕩中國南北當時最重要的兩個城市，并成為了畫壇叱咤風云的大佬級人物，這在當時中國畫壇恐無人企及。

三是大千先生交友非常廣，人緣非常好，不少迎送大千先生的場面可謂名人薈萃，蔚為壯觀，堪比國家元首的迎送。即便因誤會引發(fā)的徐燕蓀訴張大千一案，也被張大千搞定，兩人重歸和好。

四是大千先生與兄張善孖創(chuàng)立的“大風堂”聲譽極高，其門下弟子洋洋大觀，成為民國畫壇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五是大千先生40年代初2年7個月敦煌之行是一個讓人不可思議的偉大壯舉，他以自己的一已之力，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征服了令人生畏的險境，完成了只有國家財力才能做到的事。難怪學者陳寅恪曾高度評價：“敦煌學，今日文化學術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臨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畫，介紹于世人，使得以窺見此國寶之一斑，其成績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圍。何況其天才特具，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chuàng)造之功，實能在吾民族藝術上，另辟一新境界。其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事，更無論矣。”

總之，這些珍貴的民國照片，旨在多個角度和側面來還原民國時期一個真實的張大千，我想這也是對大千先生最好的紀念。（文 | 朱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