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個人，23歲就官至正處級，36歲就做到了山西省委書記，一輩子都恪盡職守。

他就是陶魯笳。

上中學的時候，陶魯笳就經(jīng)常常跑到南京高校的教室外旁聽，夾在大學生中間記筆記。寒暑假回鄉(xiāng)，他也會主動到鄉(xiāng)村小學代課，看著孩子們求知的眼睛，心里漸漸有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1936年，19歲的他北上河北，在石家莊一所小學當教員。那個時候日本侵略者已經(jīng)到了華北，課堂上的陶魯笳不再只講課文，他會在黑板上畫出中國地圖，用粉筆重重敲擊著被日軍侵占的區(qū)域，聲音哽咽地說：“同學們，國土淪喪，我們不能做亡國奴。”

同年冬天，他就加入了左翼組織，在學校教書之余還要在油燈下抄寫抗日傳單。當同事遞給他一份入黨申請書的時候，他鄭重地在落款處寫下名字。

1937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他就轉(zhuǎn)入地下工作，在河北農(nóng)村組織村民挖地道、送情報，有次為了躲避日軍搜查，他藏在柴草堆里整整一夜，身上被蚊蟲咬出密密麻麻的包，也始終沒有發(fā)出一點聲響。

1940年，23歲的陶魯笳被調(diào)到山西，擔任昔陽、平定、和順三縣中心縣委書記。那時候的山西是抗日根據(jù)地前沿，交通靠步行，通訊靠傳令兵，他就背著干糧袋，在各個村莊間穿梭。

有次為召開抗日動員大會，他頂著大雪走了幾十里山路，到了會場的時候連腳趾頭都凍得發(fā)紫，卻堅持站在土臺上講了兩個小時，號召鄉(xiāng)親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在協(xié)助八路軍打擊日偽軍的日子里，他也學會了埋地雷、拆鐵軌。日軍據(jù)點要掃蕩，他就帶著民兵在公路上埋了十多個土制地雷，用樹枝偽裝好，自己躲在遠處的山坳里觀察。當日軍卡車駛?cè)肜讌^(qū)時，他立即拉動引線，濃煙過后，日軍死傷慘重。

這場伏擊戰(zhàn)讓他在當?shù)孛暣笤?，老鄉(xiāng)們見了他都豎起大拇指：“陶書記，真有你的！”

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他留在山西搞土改，白天走村入戶丈量土地，晚上就組織村民開會。有個地主藏了地契，他帶著工作組蹲在地主家院子里整整三天，最后在灶臺底下搜出了一捆用油布包好的地契。

當他把土地分給貧苦農(nóng)民的時候，一位拄著拐杖的老大娘拉著他的手忍不住哭了出來：“陶書記，我們終于有自己的地了?！?/strong>

1953年，36歲的陶魯笳成了山西省委書記，成為當時最年輕的省部級干部。走馬上任那天，他并沒有帶太多行李，只背了個舊帆布包，里面裝著筆記本和鋼筆。

到了山西之后，他第一站就去了晉西北的窮山溝，看到老鄉(xiāng)們啃著糠菜窩頭，鍋里煮著稀得能照見人影的糊糊，心里像被針扎一樣疼。回到省委后，他就連夜召開會議：“山西要脫貧，首先得讓老百姓吃飽飯！”

當時國家提倡農(nóng)業(yè)合作化，他帶著工作組跑了全省100多個村莊，在大寨村看到陳永貴帶著村民在荒溝里造田時，深受感動。他蹲在梯田邊，抓起一把新翻的泥土捻了捻，對陳永貴說：“老陳，你們這是在給荒山梳辮子?。　?/strong>

回到省里，他力主推廣大寨經(jīng)驗，還親自給毛主席寫信匯報。1964年，當毛主席說出“農(nóng)業(yè)學大寨”時，陶魯笳激動得連夜給山西各地打電話：“毛主席肯定我們的工作了，大家加把勁！”

山西缺水，百姓們平時吃水都要跑幾里地去挑。陶魯笳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帶著水利專家爬了無數(shù)座山，畫了幾十張地形圖，提出了“引黃入晉”的大膽構(gòu)想。

有次在工地視察，他卷起褲腿就下了河，和民工一起搬石頭，手上磨出了血泡也不肯歇。工地上的老師傅心疼地說：“陶書記，你是大領(lǐng)導，咋能和我們一樣干活？”他卻抹了把臉上的汗，笑著說：“領(lǐng)導也是老百姓，干活不分貴賤?！?/strong>

陳永貴能從大寨走向全國，也離不開陶魯笳的舉薦。1963年，大寨遭遇特大暴雨，梯田被沖毀，窯洞也都被淹沒，陳永貴帶著村民自力更生，沒要國家的救濟，第二年就實現(xiàn)了糧食增產(chǎn)。

陶魯笳得知后，連夜趕到大寨，看到村民們在廢墟上重建家園，感動得直掉眼淚。他緊緊拉著陳永貴的手說：“老陳，你們都是好樣的，這種精神得讓全國都知道！”

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陶魯笳向毛主席匯報工作時，專門提到了陳永貴：“主席，山西有個陳永貴，是個種莊稼的能手，帶著鄉(xiāng)親們把‘三跑田’改成了‘三保田’，糧食產(chǎn)量都翻了幾番。”

毛主席聽得很認真，還拿筆在筆記本上記了下來。后來陳永貴成為國務(wù)院副總理，每次見到陶魯笳都要恭恭敬敬地叫一聲“陶書記，沒有你，就沒有我的今天”。

除了陳永貴，陶魯笳還十分重視人才培養(yǎng)。他在山西創(chuàng)辦了第一所核工業(yè)學校，親自選址、聘老師，為國家核工業(yè)發(fā)展儲備了大批人才。有次學校招生遇到困難，他就帶著工作人員到火車站、汽車站發(fā)傳單，逢人就說：

“國家搞建設(shè)需要人才，家里的孩子們都能送來上學，學費全免！”

陶魯笳在山西工作了30年，可以說是把人生最寶貴的時光都獻給了這片黃土地。他住過農(nóng)民的土窯洞，吃過老鄉(xiāng)的糠菜飯，腳上的布鞋更是磨破了一雙又一雙。

如今的山西，早已不是當年那個貧瘠的地方，條條水渠引來黃河水，座座梯田鋪滿豐收糧，大寨的紅旗依然飄揚，核工業(yè)基地蓬勃發(fā)展，這些都離不開陶魯笳當年的心血和汗水。

一直到現(xiàn)在，在太原的街頭隨便問一位老人，他們都能說出關(guān)于這位“陶書記”的故事。這樣的銘記與尊重，就是對一個人民公仆最好的褒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