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合上易彬教授這本六百余頁的《幻想底盡頭：穆旦傳》時，我腦海里最先浮現(xiàn)的是自己第一次讀穆旦詩的情形。

那時我還在上高中，和所有高中生一樣，整個生活都在圍繞著枯燥緊張的應試教育學習打轉，除此之外少有喘息的時候。學校僅有一家書店，以賣教輔資料為主，也有一些常見的文學讀物，只在周末我偶爾會去轉轉。一天傍晚吃完飯像往常一樣去教室上晚自習，路過的時候心血來潮拐了進去。書店里人很少，我漫無目的地閑逛，偶然在書架不太顯眼的位置抽出了一本《穆旦詩精選》。當時并無多少讀詩的興致，況且我對詩的閱讀僅限于朦朧詩、海子以及國外常見的浪漫主義詩人的作品，穆旦的詩顯然并不符合這樣一個高中生的品位，于是只是隨便翻翻，直到目光落在那首《春》上：

綠色的火焰在草上搖曳，

他渴求著擁抱你，花朵。

反抗著土地，花朵伸出來，

當暖風吹來煩惱，或者歡樂。

如果你是醒了，推開窗子，

看這滿園的欲望多么美麗。

藍天下，為永遠的謎迷惑著的

是我們二十歲的緊閉的肉體，

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鳥的歌，

你們被點燃，卷曲又卷曲，卻無處歸依。

呵，光，影，聲，色，都已經赤裸，

痛苦著，等待伸入新的組合。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8月8日專題《穆旦：變灰，變灰又新生》B04-05。

B01「主題」穆旦：變灰，變灰又新生

B02-B03「主題」穆旦：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B04-B05「主題」《幻想底盡頭：穆旦傳》他已進入未來那迷人的黑暗

B06-B07「主題」“光明要從黑暗站出來”：穆旦的生命詩學

B08「中文學術文摘」數字法學和元倫理學文摘兩則

撰文 | 劉蕭

《幻想底盡頭：穆旦傳》

作者：易彬

版本：上海文藝出版社藝文志eons

2025年2月

重新理解穆旦的地基

大概是處于青春期的緣故，詩詞語間那種緊張與焦灼感瞬間攫住了我，只覺得自己身體的某個空間被打開了，像是一個久久沉睡的人被一陣不規(guī)則卻又異常和諧的鼓點喚醒。當時手頭沒有紙和筆，就默默在心底背誦，感覺背得差不多了，就快步回到教室在筆記本的底頁上把它默寫了出來。就這樣，這首詩伴我度過了整個高中生涯。每當我被青春期的躁動和教育體制的規(guī)訓壓抑到無法呼吸時，總能從中獲得力量和平靜。它似乎有一種奇異的魔力，包含著一個允諾：所有這一切的痛苦和忍耐都是有意義的，可以被轉化成一種更高的東西。于是我開始在筆記本上寫下自己最初的詩句?？梢哉f，穆旦某種意義上成了我青春的見證者與守護者。

穆旦，1934年7月10日，天津法國花園亭。

后來大學讀了中文系，再加上自己開始正式寫詩，穆旦自然成了我重要的關注對象。然而，隨著對他的詩、生平以及整個漢語新詩的歷史了解越多，他就越給人一種陌異感，如同一個被重重霧靄包裹著的謎。一方面當然是因為他晦澀的現(xiàn)代主義風格，另一方面我隱隱感到，穆旦的命運軌跡似乎同漢語新詩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關聯(lián)。新詩史上歷來不乏傳奇性的詩人，如徐志摩、朱湘、吳興華、昌耀、海子、戈麥、駱一禾等，他們的詩人生涯和生命歷程都充滿一種別樣的悲劇之美，構成了新詩歷史重要的片段。和他們相比，穆旦的悲劇似乎缺少那種生與死之間的絕對張力，但他以一種堅韌獲得了其獨有的完整性。

如果要尋找一位詩人來作為整個新詩發(fā)展歷程的形象象征，應該沒有比穆旦更合適的：生于一個沒落的大家族，在青少年時展露詩才，在民族危亡的炮火中穿越大半個中國來到后方，在西南聯(lián)大的寧靜港灣接受西方現(xiàn)代主義詩歌的洗禮；然后隨遠征軍進入緬甸，在熱帶雨林中經受九死一生的考驗，在成長為一個成熟的詩人之后迎接抗戰(zhàn)勝利卻不得不四處為生計奔波；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去國赴美，卻又在三年之后歸來，接下來二十余年的政治磨難使他不得不放棄詩歌寫作而轉向翻譯；在黎明將要到來時，卻又因為一次偶然的事故過早地遭遇死神，并在死之前完成最后的絕唱……穆旦的生平和新詩歷史之間存在著一種奇妙的同構和錯位，有些類似古典音樂中的賦格。漢語新詩最有活力的部分以及由于同歷史的錯位造成的被中斷、被遮蔽和未完成的可能性在穆旦身上得到了完整的體現(xiàn)。而易彬的這本《穆旦傳》以近乎白描的方式呈現(xiàn)了這一過程，構成了我們重新理解穆旦的地基。

讓史料自己說話

這部傳記內容紛繁，整體上由兩個部分嵌合而成：與穆旦生平相關的史料，以及對穆旦詩歌的解讀。

穆旦極少通過詩歌之外的文字對自我進行闡釋，這對傳記寫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但正如傳記作者所說，這也使穆旦研究獲得了一種特殊的魅力：一個缺少自我闡釋的穆旦為世人留下了更多的空間，他通過較少的寫作，較少的自我建構所樹立起來的形象——一個穿行于黑暗之境的詩人，恰如一首興味濃郁的詩，經得起反復研讀。在這種美學期許的引導下，作者放棄了用慣常的講故事方式寫作傳記的思路，而是盡可能讓史料自己說話。

作為《穆旦年譜》和《穆旦評傳》的作者，易彬在資料占有的全面性和豐富性上毋庸置疑，大量的日記、書信、訪談、回憶錄、報刊以及檔案構成了這本傳記堅實的文獻基礎，但這并沒有讓這本書成為史料的堆砌，在史料的揀選上體現(xiàn)了他作為一個學者特有的審慎與嚴謹，秉持著“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原則，不做過多主觀闡釋，也不輕易下定論，而是把各種可能性呈現(xiàn)出來，讓讀者能做出自己的判斷。這使得本書充滿大量留白，而這恰恰為穆旦形象的豐富性以及其詩歌的闡釋保留了空間。

《穆旦年譜》

作者：易彬

版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0年12月

在寫法上，作者采取了一種類似電影鏡頭層層推進的方式，先呈現(xiàn)“廣闊的傳記背景性知識”，然后聚焦到穆旦本人，最后定格在他的寫作上。以第二章“南開校園詩人”為例，前兩節(jié)花費了大量筆墨勾勒南開中學的教育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包括南開的創(chuàng)校歷史、辦學方針、教職員構成、課程設置以及和社會思潮之間的互動等情況；第三節(jié)詳細介紹了穆旦本人所在班級的教學情況、師生交往和文學氛圍；第四節(jié)先對穆旦在南開時期的寫作和發(fā)表做了全景式的掃描，然后對他的詩進行了細致入微的解讀；第五節(jié)再把穆旦的寫作放在整個現(xiàn)代語文教育和文學語境中進行考察。整個一章讀下來，史料豐富，但又不給人凌亂、累贅之感，每一處都為理解穆旦的寫作廓清了社會學視野，為后面對穆旦詩的解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種寫法幾乎貫穿了對各個時期穆旦的講述，同時又在行文上保持了相當的靈活性和彈性，不顯得重復和模式化，反而給人一種收放自如、搖曳生姿之感。對史料的裁剪編排和對詩歌的解讀相得益彰，獲得了很好的平衡，將整本書嵌合成一個既枝蔓橫生又邏輯清晰的有機整體。

“普通”生活的時光

穆旦生于1918年，1977年去世，以1949年他赴美留學為界，幾乎可以對稱地劃分為前后兩個部分。前半部分，隨遠征軍入緬作戰(zhàn)時遭遇的“野人山經歷”構成了穆旦生命中的“絕對事件”，歷來為學界所關注，自然也是這本書中的一個高潮。作者用整整一章的篇幅通過翔實的史料考據了穆旦入緬的前因后果以及心態(tài)變化，對一系列相關的詩歌如《阻滯的路》《祈神二章》《活下去》《森林之魅》《隱現(xiàn)》做了令人信服的解讀，揭示了詩人精神軌跡的深刻轉變。而最能引起我共鳴的是他從“野人山”歸來到出國這六年的經歷。

穆旦在晚年的名篇《冥想》的結尾處寫道：“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只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边@六年是穆旦生命中最接近于一個正常人的“普通”生活的時光。1943年初他從印度歸來時，并沒能回到西南聯(lián)大的象牙塔繼續(xù)助教工作，而是開始不斷為生計四處奔波。在大西南他先后成為國軍部隊的英文秘書、新聞學院學員，中國航空公司職員，前后兩年的時間，都不長久；抗戰(zhàn)勝利后回到北平和家人短暫團聚，又在生存的壓力下只身赴東北辦報；報紙被封之后又輾轉到上海、南京一帶求職并四處碰壁，直到1949年8月在女友家庭的資助下出國。

一個過著“普通”生活的“正常人”穆旦。

在一個動蕩不安、物價飛漲的時代，每一個渺小個體的處境都是艱難的，對于一個年輕詩人來說尤其如此，除了現(xiàn)實生存的壓力之外，他還不得不忍受詩與生活之間那“古老的敵意”。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可能構成詩人成長的契機，在體驗過世間人情冷暖，對時代的病痛有切膚之感后，他的寫作會獲得不一樣的品質。這對于“懂得受難，卻不知至善之樂”（王佐良語）的穆旦來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這一時期，穆旦將一種自我內在分裂的體驗同對于時代的感受緊密結合起來，寫下了一批接近于“魯迅雜文式”的詩，如《時感》《饑餓的中國》《紳士與淑女》《我想要走》《手》等。在這些詩中，以魯迅雜文式的反諷，將對個人前途和命運的迷惘轉化為對歷史暴力的反思與詰問：“誰是最后的勝利者？是那集體殺人的人？/這是歷史的令人心碎的導演？”在《手》中，穆旦以一種先知式的預感寫道：“我們從哪里走進這個國度？/萬能的手，一只手里的沉默/謀殺了我們所有的聲音。”

這幾乎提前預言了他自己詩乃至整個新詩在后來幾十年的命運。

1945年至1948年出版的穆旦三本詩集書影。

悲劇性的崇高

從1953年歸國到1976年他唱出自己的“天鵝之歌”，除了1957年短暫的發(fā)聲之外，作為詩人的穆旦幾乎處于沉默狀態(tài)，取而代之的是作為翻譯家的“查良錚”。作者通過大量的檔案、日記、書信等材料呈現(xiàn)了穆旦在那段特殊時期的真實處境和心路歷程。一次次的運動、審查和檢討足以使任何嘹亮的嗓音變得沙啞。雖然他停止了創(chuàng)作，但仍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為詩辯護。如1963年的《丘特切夫詩選》的后記，很顯然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胸中塊壘”：“在那里，他仿佛擺脫了一切顧慮、一切束縛，走出狹小的牢籠，和廣大的世界共同生活，同呼吸，于是我們才看到了一個真正敏銳的、具有豐富情感的詩人。”穆旦作為一個詩人的激情從未真正熄滅。

1976年，在后來的歷史敘述中被稱為“黑暗時代的終結”，但對當時的穆旦來說顯然并非如此。他在給年輕詩人郭保衛(wèi)的信中寫道：“寫詩當然不是一條‘光明大道’，這一點望你警惕，能放棄就放棄為好。我覺得受害很大，很后悔弄這一行?！薄霸姷哪壳疤幘呈且粭l沉船，早離開早得救。……為了完全避開詩，我倒希望你立即寫小說?！?/p>

1977年初，他的腿傷導致健康急劇惡化，在去世前不久將《唐璜》的譯稿托付給最小的女兒小平：“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這些譯稿。也許等你老了才可能出版?！彼⒉恢溃短畦泛芸炀蜁霭?，作為自己的陪葬品一同放進棺材；他并不知道，“朦朧詩”已經在醞釀之中，很快將以“我不相信”的口號宣告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他也并不知道，如果他再多活幾年，他會成為“歸來的詩人”中的一員進入詩歌史。用另一位“九葉派”詩人鄭敏的話來說就是：“他并沒有走進未來，未來對于他而言將永遠是迷人的‘黑暗’”。

也只有帶著這種“黑暗”意識，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穆旦晚年的創(chuàng)作。從1976年3月的《智慧之歌》到12月份的《冬》，穆旦如一座休眠的火山重新開始噴發(fā)，償還他對詩神的債務。這位“懂得受難，卻不知至善之樂”的《野草》的后裔，渴望著“豐富的痛苦”的現(xiàn)代派先鋒，自我的深淵最堅定的凝視者，在晚年終于進入到一種“凄涼的馴服”（鄭敏語）之中。穆旦這種從現(xiàn)代詩歌時期到晚年的轉變很好地印證了王東東在其博士論文《1940年代的詩歌與民主》中的一段話：

在現(xiàn)代詩人中，穆旦的命運包含著一種奇異的沉重，但同時又輕盈得幾乎無法把捉，這正是那種被迫接受繆斯女神口授的靈魂的特征，正如柏拉圖所說，這是一種徒勞無益的迷狂，但是哲人這樣說的時候似乎忘記了城邦也應該建基于靈魂之愛，后者是惟一神圣的正義，事實上詩人正因此受到“理想國”的不斷放逐，并因祛除了——同時也是凈化——歷史中一切令人發(fā)笑的東西——也就是歷史的喜劇——而呈現(xiàn)為一種悲劇性崇高。

詩與政治、詩人與“理想國”之間的關系是每一代詩人都無法回避的問題。如今，穆旦把這個問題留給了仍在寫詩的我們，他自己則早已帶著“悲劇性的崇高”和“靈魂之愛”，進入未來那迷人的黑暗。

注：本文相關圖片除書封外，均來自于《穆旦詩文集》，經出版社授權刊發(fā)。

本文為獨家原創(chuàng)文章。作者：劉蕭；編輯：張進 李陽；校對：薛京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fā)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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