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的傳承與東方文化的傳承有極大的相似性。

說起來是個謎，為什么相距千山萬水，不同人種不同語言邏輯的民族，文明的歷程會如此地相似？這只能說各民族的確來自同一個祖先，在生命的密碼中就已經有了“共性”，人性是相通的。畢竟人類基因組的相似度超過 99.9%，妥妥的人類基因共同體。

就說古希臘文明與中國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都是大師輩出；古希臘有泰勒斯、畢達哥拉斯（數(shù)學）、赫拉克利特、德謨克利特（原子論）、蘇格拉底、柏拉圖、普羅泰戈拉、伊壁鳩魯、芝諾、亞里士多德；中國春秋戰(zhàn)國有孔子、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公孫龍、惠施、孫武。

但是，中國開始強調文化自信，于是，涌現(xiàn)出了一批西方偽史論者，認為亞里士多德這個人不存在，《希臘偽史考》直接宣稱亞里士多德是 “中世紀虛構人物”，認為其在公元前 4 世紀根本不存在。更給力的宣稱是金燦榮提出的一個觀點，說亞里士多德是《永樂大典》的諧音，這當然很荒唐，因為亞里士多德來自希臘語，中文譯名 “亞里士多德” 是 16 世紀耶穌會士根據(jù)拉丁語音譯而來，已經諧了兩回音了，這與他的贏兩回理論有一拼。

說實話，歷史是一種記錄，而且往往是帝王的記錄，不然怎么說它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歷史學永遠是在忙著證實與證偽，我們無法讓時光倒轉，穿越到歷史的那一幕目睹亞里士多德真神，因為，證實比證偽更難，這種說法也適用于中國的老子，以及我們現(xiàn)在每一個活著的人，保不齊有一天，人們在追問特朗普，會不會是四川人，不然怎么會叫”川建國“；其實，這種歷史難題又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問題在于你為什么談歷史文化？

是為了證明我是一切，還是讓自己海納百川，變得更豐富，如果是前者，登峰造極的一定是小金的”宇宙真理“。

文明是一種傳承，它與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真，還不完全相同，比如“亞里士多德著作達 1000 萬字”，這當然不真實，是后人堆起來的，也不乏附會，中國人也常干這種事，正如中國的《黃帝內經》，也是托古之作，因為黃帝是一個族，不是一個人，《史記》：”黃帝者，少典之子“，這個”子“也可以解為”子孫“，而《秦本紀》又有秦人先祖與少典的女兒女華通婚的記錄，秦人先祖與黃帝的時代相去甚遠，說明少典也是族，不是一個人，少典也不是一個具體的人。

學界公認，現(xiàn)存亞里士多德著作約100萬字，這還是嚇人一跳，以古人的條件，一生能寫這么多字嗎？要看語言與書寫工具，就像我們現(xiàn)在用電腦打字，100萬字也就是一個春夏秋冬的輪回，沒什么了不起；但公元前四世紀，的確很驚人；這有一些值得深究的地方，首先是怎么看文字，古希臘語屬于拼音文字，以字母為書寫單位，多個字母對應一個獨立意義的單詞，亞里士多德著作統(tǒng)計的是音節(jié)數(shù)，換算成文字的容量，也就是二、三十萬字；當然 ，這還是很了不起。

公元前四世紀，相當于中國戰(zhàn)國時代，中國文字最多的作品是《呂氏春秋》，也有二十多萬字，但那是集體成書，門客所為；《韓非子》則有13萬字，《荀子》9萬，雖然沒有亞里士多德寫得多，但應該說中國的同期哲人更勤于筆耕。

為什么這么說，因文字不同，書寫工具不同。

戰(zhàn)國時期主要是簡書，太麻煩了，不如莎草紙方便，更早的甲骨文，是刻上去的，那更麻煩，一定要珍惜每一個字，用最少文字傳遞最多的信息。所以，中國的象形文字，貴在一個簡，一個字的張力非常大，一個”好“字語音語氣不同，表達的意思也是千回百轉，包括反義，郭德綱見”嫂子“，”嫂子“倚著門罵了一句”死鬼“，這哪是死鬼，分明是個活鬼。

莎草紙100萬字，也就兩箱子，而惠施學富五車，恐怕還沒有100萬字。亞里士多德的100萬字文獻，用老子的筆法寫，估計要大大縮水。

所以，這些文化上的高低比拼，不應該是正史關注的視角，也不構成亞里士多德其人根本不存在的證據(jù)，一代又一代的傳承，這是文化的項鏈，何況，亞里士多德著作的早期載體為莎草紙，現(xiàn)存最早的實物殘片經科學鑒定可追溯至公元 3 世紀，牛津大學薩克勒圖書館藏莎草紙，內容為《范疇篇》殘章，通過筆跡分析與碳十四測年確認為公元 200-300 年間抄寫；柏林埃及博物館藏殘片，內容為《后分析篇》，測年為公元 5-6 世紀。這些殘片雖非亞里士多德親筆，卻證明其著作在公元 3 世紀已廣泛傳播，這種傳承要證偽，怕是真要穿越回去，才有說服力。

中國也有人懷疑老子其人，《史記》也沒講清楚，有老子三說，但《莊子》書已經有了老聃的記錄，說明在戰(zhàn)國已經有了傳承，傳承是文化的底色，把對人物的質疑放大了，甚至推出整個古希臘文明全是偽造的，那就成了反智主義，不是在談文化，是在自設立場。

而我對所謂的立場從來不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