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學鍇，1933年生，浙江松陽人。1952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56年本科畢業(yè)，免試錄取為北大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師從林庚先生研治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1959年提前分配至北大新建的古典文獻學專業(yè)任教。1963年調(diào)至合肥師范學院（安徽師范大學前身之一）工作?，F(xiàn)為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詩學研究中心顧問。曾任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李商隱研究會會長。著有《李商隱詩歌集解》《李商隱文編年校注》《李商隱資料匯編》《溫庭筠全集校注》《唐詩選注評鑒》等。曾獲國家教委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第六屆國家圖書獎、全國優(yōu)秀古籍整理圖書獎等多種獎項。

今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劉學鍇先生《談治學》一書，其中收錄了劉先生的治學自述、重要學術論文、訪談報道以及學人評論等內(nèi)容。在題為“雖狹求細 書不憚改”的自述文章中，劉先生敘述了自己求學治學歷程，并詳述了自己在唐詩考證和理論研究方面的心得體會，希望以此鼓勵熱愛唐詩的年輕學人，“笨人用笨功夫，不高懸力不能及的目標，幾十年如一日，不斷修訂補正，定能做出一些實實在在的成績”。限于篇幅，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摘發(fā)這篇自述的少部分內(nèi)容。

劉學鍇

我這一輩子，用“讀書、教書、寫書、改書”八個字便可概括。雖從小喜愛唐詩，但研究的范圍實在太窄，僅限于李商隱、溫庭筠兩家，且對溫集的整理研究還存在不少盲區(qū)。稟賦平常，邏輯思維薄弱，理論修養(yǎng)不足，固為主觀原因，也緣于我出身的家庭本非書香門第，從小并未受到系統(tǒng)的傳統(tǒng)文化教育。1952年考入北大中文系之前的十九年，幾乎全在戰(zhàn)亂中度過；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后的二十年，也基本上在運動中荒廢。嚴格地說，比較勤奮的讀書時間不過五年（本科四年和研究生第一年），所讀也僅限于文學史上一二流的作家作品，有的只是瀏覽，而非深度閱讀。這樣的知識結構是有嚴重欠缺的。到1975年開始起步作研究時，年已逾不惑，只能將研究領域壓縮在狹小的范圍內(nèi)。所幸李、溫兩家，對他們的評價雖有爭議，但其藝術成就與對后世的影響，無論如何可稱大家。因此我還可在前人基礎上繼續(xù)細加鉆研，取得一些成果。

專攻義山三十年，并非我的主動選擇，而是自應人民文學出版社之約與余恕誠合撰《李商隱詩選》開始的。由于所憑借的前人有關著述甚少［主要是朱鶴齡的《李義山詩集注》（以下簡稱“朱鶴齡注本”）、馮浩的《玉谿生詩集箋注》（以下簡稱“馮浩注本”）、沈厚塽的《李義山詩集輯評》、張采田的《玉谿生年譜會箋》（以下簡稱“《會箋》”）與岑仲勉的《〈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zhì)》（以下簡稱“《平質(zhì)》”）和少量詩話、筆記中的有關資料］，撰寫時間又短（實際時間僅一年半）。再加上時值“文化大革命”后期，思想束縛較多，反映在選目上，就是一些藝術性較高，但情調(diào)偏于感傷，風格偏于綺艷之作往往棄而不選。近600首義山詩只選了104首，遺珠之憾是明顯的。陳尚君教授說此書“很復雜難解的詩，講得曉暢明白，揭示晦旨，曲傳隱意，很是方便初學”，已經(jīng)帶有溢美的成分。實則此書在大的方面幾乎沒有什么新的發(fā)明，特別是生平游蹤的考證與詩歌系年的考證，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對詩的詮釋，均大體遵從前人。詩之系年基本照抄馮浩注本所附年譜（以下簡稱“馮譜”）。盡管岑氏《平質(zhì)》已對義山江鄉(xiāng)及巴蜀之游加以質(zhì)疑，但撰此書時亦未深入探考。重提此書之幼稚，意在說明，要研究一位藝術成就很高而又存在問題很多的大詩人，不花長期的苦功夫、笨功夫是不行的。

我研究生階段師從林庚先生研治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在北大古典文獻專業(yè)初建時期，又編寫過《古籍整理概論》，開設過?？睂W課程。雖均僅懂得一點皮毛，但對我此后的研究方向與方式卻有決定性影響，即以古籍整理的方式來研治唐詩。這次遇到李商隱這樣一位素稱晦澀隱僻，難以索解，而又眾說紛歧的大詩人，便自然想到，花大力氣做一部包括會校、會注、會箋、會評，而又有自己新的考證成果和闡釋成果的《李商隱詩歌集解》，可能是最合適的方式。

1988年8月，劉學鍇（右）在林庚家中

要做集解，首要的工作便是窮搜一切古今資料，竭澤而漁。這在今天，用電腦檢索自然相對容易，但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卻只能多方查找尋覓，全靠手工抄寫這種最原始且耗時費力的手段。移錄重要版本異文及部分有關資料的工作雖從1975年我去北京時即已開始，但大量的工作卻在后頭?！都狻返恼阶珜懝ぷ魇加?979年4月，1981年即由我寫完全部初稿，加上恕誠看稿提出修改意見后，兩人分頭抄改的時間，加起來亦不到四年。而搜集抄寫資料的時間先后卻用了五年（且撰寫過程中仍不時有新材料須補抄）。這工作很苦很累。一次，抄寫程夢星的《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校圖書館無此書，影印又無經(jīng)費，只能從安大圖書館借閱抄寫，圖書館限期歸還），連續(xù)抄十四晝夜方畢，手肌勞損，提熱水瓶時差點砸在腳上?，嵤轮靥幔且驗榻裉斓哪贻p學人恐怕很難想象當年我們這一輩搜尋抄寫的艱難。但今天想來，這種手抄，不同于古代書吏的機械抄寫，而是邊抄邊思考邊判斷，是有明確目的且過了腦子的抄書，因此不但記得牢，而且對它們有一定的價值判斷，這樣，在關鍵時刻就能觸類旁通，由此及彼，聯(lián)系起來考察，得出新的結論。前印刷時代文人抄書，或因書之難得；印刷時代仍有不少文人以抄書代讀，恐只能理解為這是一種過腦入心的閱讀。

《談治學》（劉學鍇 撰）

李商隱研究史上，唐末至明末，對其人品詩品的負面評價遠超正面評價。其實許多人根本未讀過他的詩文集，只憑少數(shù)選本所載下結論，或因抱“詩必盛唐”的偏見而刻意貶低晚唐之翹楚義山。但自清代初期起，卻掀起了一個連續(xù)二百年的李詩整理研究高潮，其余波還延及民初。自錢龍?zhí)柚撩癯醯膹埐商?，重要的箋注本、選箋本、選評本不下十五六種（還不包括許多詩話中精彩的評論）。其中如朱鶴齡注本、馮浩注本、張采田的《會箋》更是李商隱研究史上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紀昀的選評本《玉谿生詩說》和劉熙載《藝概·詩概》中雖簡短卻極精到的評論，葉燮《原詩》中對晚唐詩的正確態(tài)度尤其值得重視。這一切，一方面為我們今天做《李商隱詩歌集解》提供了重要參考、多方選擇和啟示；另一方面，他們在詩人生平、行蹤、詩文系年、詩意闡釋等方面的重大失誤，則又為今天撰著《集解》提供了著力的方向。其中，馮、張力主的江鄉(xiāng)之游與巴蜀之游，涉及的誤系誤解詩就多達百首（篇）左右。岑仲勉先生雖曾在《平質(zhì)》及《唐史余沈》中提出有力駁正，但因無確證，故只能駁其證而不能駁其說。這方面也成為《集解》考證與闡釋的用力重點之一。

清代注家另一影響深遠的弊病是解詩的比附穿鑿乃至形同猜謎。明代楊基已開其端，以為《無題》諸詩“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而深惜乎才之不遇也”。至清初吳喬《西昆發(fā)微》，又提出寓意令狐（绹）說，變楊基之君臣遇合說為朋友恩怨遇合說。所托內(nèi)容雖不同，但解詩方法同為索隱比附。這種解詩方法由吳喬肇其端，程夢星、馮浩張其勢，至張采田而登峰造極，不但對《無題》詩的解讀任意比附，而且對一大批其他詩作也如法炮制，隨意制造寓意對象。其流風所及，甚至連五四后新文學作家蘇雪林之力主《無題》系愛情詩者，其解詩方法也同樣比附穿鑿。此風且延及當代?？梢哉f，不走出穿鑿比附的誤區(qū)，李商隱詩的研究便很難走上正軌。

《李商隱文編年校注（修訂本）》

通過對李商隱研究史的回顧，不但可以看到前人所取得的巨大成績，特別是朱鶴齡對義山人品詩品的充分肯定和平實而不務穿鑿的詩注對后人的啟示；馮浩在未見《永樂大典》203篇佚文的條件下考定了比較確切的義山生卒年及重要仕歷、寄幕時地，并將其詩文加以系年，詩之注釋問題也大部解決，可以說馮浩注本是研究義山詩文最重要的參考著作；張采田則對義山所歷各朝史事及與義山詩文有關人事作了更詳密的考訂載錄，糾正了不少馮譜的失誤和文題的錯誤，“唐集人事之探究，自今而前，無有若是之詳盡”（岑仲勉《平質(zhì)》），為知人論世解義山詩提供了更厚實的基礎。前賢的研治成果理當繼承吸取，他們的考證、系年、闡釋失誤更是今天做《集解》著力的重點。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力求將整理與研究結合起來。集解這種整理方式，古已有之，即以文學古籍而論，也有不少帶有研究性的著述，如孔穎達之《詩經(jīng)正義》、朱熹之《楚辭集注》、清儒陳奐之《詩毛氏傳疏》、馬瑞辰之《毛詩傳箋通釋》及不少楚辭著述，均不同程度具有研究性。但《詩經(jīng)》除朱注時出己見外，他書均囿于“疏不破注”之傳統(tǒng)原則而難以獨抒己見。而義山詩由于前人在考證、系年、闡釋諸方面存在一系列失誤，則必須有針對性地通過翔實的考證和正確的闡釋破除舊說，另立新說。不但“傳”的部分應著力于“破”，“論”的部分也應在全面性的基礎上力求提出前人未觸及或未展開論述的新問題，并進行探討（如李商隱與宋玉及中國文學史上的感傷主義傳統(tǒng)，義山詩與唐宋婉約詞，義山詩抒發(fā)人生感慨的基本特征，義山詩的白描勝境、紛歧與融通，古典文學研究中的李商隱現(xiàn)象），力求在立的過程中有所創(chuàng)新。由于稟賦學養(yǎng)所限，這方面可能很粗淺。但這些論題無一不是在整理過程中通過反復的閱讀思考而形成的。義山生平及游蹤的考證，從1980年至2023年，一直在進行，其中光是考辨江鄉(xiāng)之游的文章就從不同角度寫了三篇。辨正巴蜀之游，則散見于具體詩篇的箋釋中，讀者完全可以從這些箋釋考證中得出馮、張所說的巴蜀之游（二人具體說法不同）純屬子虛烏有的結論。

二是力求突破以往古籍整理單純以注釋詞語典故及少量人名地名的考證為主的方式，力求將自己對每首詩（特別是重要作品）的內(nèi)容、旨意乃至詩藝作比較詳細的解說，對可以大致系年的作品作具體考辨。不少古籍整理著述者往往認為，其主要任務是注，只要將詞語典故及有關人名地名注出來了，就完成了整理者的任務，至于讀者如何理解這首詩，那是讀者的事，整理者不必越俎代庖。殊不知整理者乃是他所整理的這部書的第一讀者，完全應將自己對每首詩的考釋向讀者展示，引發(fā)讀者的進一步思考，或豐富或否定整理者之考證闡釋。整理者的詳細導讀，建立在對作家作品已作過較深入的研究和翔實考釋的基礎上，其正面作用自然超過誤導作用。

三是力求將提高與普及結合起來，使經(jīng)過精細整理考釋的古籍既能為專家學者所用，又能為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普通讀者所用。這與上一條（整理方式）密切相關，對文學史上的大家名家尤為重要，因為他們的作品往往擁有廣大的讀者。只讀選本，難窺全豹，而全集的詳細闡釋則能滿足大量普通讀者的需求。這對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來說是一種有效途徑（中華書局2021年出版《李商隱詩歌集解》簡體橫排本，一次即印行5000部）。

劉學鍇自述手稿

無論是校、注、箋、評、考證、闡釋，關鍵性的前提是對作品的細讀。用最通俗的字眼來表述，就是“摳”。全篇的每句每字，包括一些有多種義項的，為一般注家所忽視不注的虛字，都必須仔細地“摳”。既不能明知有疑難而裝作看不見，也不能隨便讀過而發(fā)現(xiàn)不了其中的問題。我的第一篇考辨文章，否定了馮、張力主的，在開成五年九月至會昌元年正月期間，李商隱有所謂江鄉(xiāng)之游這一說法，就是抓住《贈劉司戶蕡》這首詩中的“歸”字“摳”出來的。馮、張均將該詩編于會昌二（當作元）年，謂系貶謫柳州途中作。岑仲勉《平質(zhì)》雖提出有力質(zhì)疑，但他將此詩系于劉蕡已在柳州貶所時，亦明顯與詩之首聯(lián)所寫景象不符，又乏內(nèi)證，故難成立。我從此詩第四句“更驚騷客后歸魂”一句中的“后歸”二字得到有力的反證。義山明明說劉蕡已從柳州貶所歸到長江沿岸，只不過是“后歸”（即遲歸）而已，足見劉蕡并未卒于柳州貶所，而是事隔多年之后方北遷至沿江荊楚某地，義山與其途遇，故有此贈詩。馮、張將此詩解為貶柳途中，與“后歸”直接沖突，顯屬誤系。得此有力內(nèi)證后，遂進一步對馮注所引的羅袞《請褒贈劉蕡疏》進行復核審查，發(fā)現(xiàn)馮、張所引系不嚴格之節(jié)引，與《全唐文》所載《請褒贈劉蕡疏》全文有不小距離，極易產(chǎn)生誤解。馮、張正是以自己錯誤的節(jié)引疏文得出“身死異土（指柳州），六十余年”的錯誤結論。實則據(jù)羅疏原文“竟陷侵誣，終罹譴逐，沉淪絕世，六十余年”，“沉淪”乃指政治上的失意沉埋、淪落不遇，“絕世”方指辭世。“六十余年”當從“沉淪”（即被貶之日）算起，自天復三年上溯六十余年，劉蕡貶柳當在會昌初（甚至更早），而此詩則作于劉蕡內(nèi)遷與義山相遇時。結合武宗卒宣宗立，牛黨舊相紛紛內(nèi)遷乃至還朝任要職之政治形勢，劉蕡內(nèi)遷當在大中初，其未卒于柳州貶所亦了然無疑。這正是“摳”住關鍵字“后歸”，進而詳審馮、張所提供的節(jié)引羅疏與原文不符，從而得出的結論。劉蕡貶柳至北歸，長達八年，的確是“后歸”（遲歸）了。這一考證，開始時還有學者質(zhì)疑。后來發(fā)現(xiàn)劉蕡次子劉珵的墓志拓本，志文明確記載，劉蕡“貶官累遷澧州員外司戶”，蕡確未卒于柳州貶所，而是量移內(nèi)遷到澧州為員外司戶。再結合義山哭蕡詩“去年相送地，春雪滿黃陵”及“黃陵別后春濤隔”之句，和義山大中初年行蹤，可以斷定義山與劉蕡相遇并贈詩的時地為大中二年春初在湘江入洞庭湖附近之湘陰縣黃陵。后來又撰《李商隱開成五年九月至會昌元年正月行蹤考述——對李商隱開成末南游江鄉(xiāng)說的續(xù)辨正》，將這五個月中義山之行蹤及所作詩文一一按時間考述排列，證明義山在此期間正忙于移家長安樊南，并旋即應茂元之招赴陳許。于啟程之前、沿途所歷、到陳許后，以及赴華州周墀幕所作一系列公私文翰，用鐵的事實證明在此期間義山絕無可能作馮、張力主的江鄉(xiāng)之游。經(jīng)過這樣前追后堵的考駁，馮、張之說遂全面崩潰。之所以較詳提及這一系列考證，是由于它涉及上百首義山詩文的系年和內(nèi)容闡釋，必須用過細的笨功夫?qū)⑵滢k成鐵案，以免貽誤讀者。

《劉學鍇講唐詩》

再舉一個“摳”的實例，這回是“摳”句中字眼具體所指。義山之《韓冬郎即席為詩相送一座盡驚他日余方追吟連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風因成二絕寄酬兼呈畏之員外》，雖是兩首七絕，但對它的系年、解讀卻眾說紛紜。光是作年，便有大中五年說、六年說、十年說三種。問題的關鍵在如何正確理解第二首的前兩句：“劍棧風檣各苦辛，別時冰雪到時春?！痹姷拈L題說明，大中五年義山赴東川幕前夕，韓偓（小字冬郎）曾在宴席上為詩相送，義山此二絕即寄酬韓偓兼呈其父韓瞻（義山連襟）者。對“劍?！倍?，或說義山自指赴梓，登山涉水總十分辛苦，系大中五年義山赴梓前同城寄酬?；蛘f指去冬分別于長安，各取道于水陸，今（大中六年）春俱至蜀中矣?；蛘f義山大中五年秋末赴梓，十年春至京。五年同城寄酬說本就勉強，因既已設宴餞別義山，當于翌日或即由韓瞻送義山至咸陽，有《赴職梓潼留別畏之員外同年》可證。而義山九月下旬赴梓，十月二十日左右已達梓州，說自己“到時春”，即使是行前大致估計，亦離實際時日太遠。十年說則與韓瞻宦歷明顯不合。大中五年瞻已為員外郎，后出刺普（依葉蔥奇、陶敏說）州，自普還朝后已升任虞部郎中（見《東觀奏記》），何能于十年春仍稱其為員外？我主六年說，但韓瞻非出刺普州，因與“迎寄”不符?！队捻n普州同年》作于六年春韓瞻出刺普（原作魯，形近致誤）州時。普州在梓州之南，故義山可“迎寄”，瞻刺普，冬郎當隨侍，故義山作此二詩“寄酬”冬郎并兼呈“韓瞻”。然則，“劍棧”二句系謂，韓瞻父子于五年冬冰雪之候（約歲末）告別長安，抵達普州已是六年春，“劍棧風檣”系指韓瞻父子赴普之水陸行程而言。稱員外而不稱刺史，則唐人重京職輕外官之習。如此解釋，全詩方豁然貫通。

再說“摳”用典。義山有一篇題為《為尚書渤海公舉人自代狀》的文章，“尚書渤海公”指高元裕，因狀文一開頭就提及擔任京兆尹之職，故馮浩、張采田均認為此狀作于唐文宗卒后未久（狀有“肇建園陵”之語）。而舉以自代的官吏，一為周墀，一為崔龜從。文中用了一系列典故歷敘二人所擔任的官職。據(jù)蕭鄴撰《渤海高公神道碑》及其他有關材料，高元裕任京兆尹，當在開成五年八月至會昌二年六月這段時間內(nèi)，其接任京兆尹之時，文宗章陵早已建成啟用，可證狀文所稱“方營鄗畢（周文王、武王葬于畢，在鄗東南，此指帝王陵墓），肇建園陵”絕非指文宗章陵，而是另有所指。再細審舉以自代之周墀、崔龜從二人之歷官時所用之典故，周之歷官已至會昌六年左右，崔之歷官亦已至會昌六年三月以后（具體解說見《李商隱詩文集中一種典型的脫誤現(xiàn)象——從〈為尚書渤海公舉人自代狀〉題與文的脫節(jié)談起》，載《中華文史論叢》2001年第3期）。最后得出的結論是：商隱自編的《樊南甲集》中既有為京兆尹高元裕的舉人自代狀，又有為會昌六年任京兆尹的某某撰擬的舉人自代狀（此京兆尹當為義山居天平幕時之同幕韋正貫），《文苑英華》在編書時“于宗元、居易、權德輿、李商隱、顧云、羅隱輩，或全卷收入”（周必大《〈文苑英華〉序》）。抄胥因前后二篇均為京兆尹舉人自代狀，遂脫抄前狀之正文與后狀之文題（可擬為《為京兆公舉人自代狀》），使之成為一篇題與文脫節(jié)之拼接品。馮浩等注家由于未細審文中用典說明周墀、崔龜從之歷官已至會昌六年，與高元裕任京兆尹的時間存在不可調(diào)和之矛盾，致使這篇拼接品的秘密一直延續(xù)了千余年。該文并指出義山文中前題與后文拼接的情況并非獨例。錢振倫已發(fā)現(xiàn)《為汝南公賀元日朝會上中書狀》與另一篇賀武宗會昌二年上尊號狀的拼接品。不但文中有此現(xiàn)象，詩中亦多此類拼接品。紀昀等已經(jīng)指出《無題二首》之二（“幽人不倦賞”）一首“系與無題詩相連，失去本題，誤合為一者”。又如，《蝶三首》之二、三（長眉畫了、壽陽公主）亦為與第一首《蝶》相連，失去本題，誤合為三首者?；?qū)⒑蠖最}為《無題》，更誤。他如《楚宮二首》，《詠史二首》，《留贈畏之三首》之二、三均屬于這種情形。這是由“摳”典故發(fā)現(xiàn)的典型現(xiàn)象推廣至詩集校勘的收獲。

來源：劉學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