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77歲老人被錯誤羈押6370天后，1911萬元的賠償申請背后，是一個生命與司法體系的漫長對話。

作者 | 磊叔

編輯 | 磊叔

題圖 | 楊徐邱

大理的云很低，像是要壓住山巒的脊背。77歲的楊徐邱站在永平縣的公租房窗前時，或許會想起1993年7月3日——那天他被警察帶走，云也是這么低。此后二十七載，鐵窗切割的天空從未變過形狀，直到2020年12月9日，他拖著佝僂的身軀走出監(jiān)獄，才發(fā)覺世界早已不是故土的模樣。

人們常說“法律是理性的”，但數(shù)字從不說謊。6370天，足夠一個嬰兒長成青年，足夠一座城市煥然一新，卻只夠一個人從絕望走向更深的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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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shù)字游戲

楊徐邱的賠償申請是一道精心計算的數(shù)學(xué)題。人身自由賠償金302萬余元，精神損害撫慰金908萬余元，住房及后續(xù)費用500萬元。

這些數(shù)字排列組合，構(gòu)成了一個中國農(nóng)民被剝奪的27年人生。

（圖/Pexels供圖）

計算本身是冰冷的：每日賠償金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2025年標(biāo)準(zhǔn)為每日475.52元。6370天就是302.9萬元，精確到小數(shù)點后兩位。

精神損害撫慰金則展現(xiàn)了某種想象力，908萬元這個數(shù)字，近乎人身自由賠償金的三倍。而在通常案例中，精神撫慰金一般不超過人身自由賠償金的35%。

02

時間的重量

1993年，45歲的楊徐邱還是個中年農(nóng)民。那時他還能干活、能養(yǎng)家、能望著蒼山洱海感嘆生活不易。

同年3月，同村一名村民被殺。三個月偵查無果后，一紙匿名信就將他與命案牽連在一起。1994年，他被判死刑，后改判死緩。

（圖/Pixabay供圖）

從此，他在司法機器的齒輪間被碾壓了27年。2020年出獄時，他72歲，已經(jīng)從中年人變成了老人。

2024年9月，法院終于認定他故意殺人罪不成立。17.5年的錯誤羈押，6370天的自由，成為一紙國家賠償申請。

03

賠償?shù)恼軐W(xué)

國家賠償本質(zhì)上是一種政治算術(shù)。國家用金錢向公民購買錯誤羈押的權(quán)利，用財政資金來彌補司法過失。

《國家賠償法》成了這本賬目的計算器。它能夠計算工資損失，卻難以衡量一個人如何看待自己被人為割裂的人生。

（圖/楊徐邱）

楊徐邱還要求“對造成無罪羈押17年的相關(guān)責(zé)任人進行追責(zé)”。這不是錢能解決的問題，而是關(guān)于責(zé)任與答案的問題。

04

正義的時效性

“我還活著賠償就有意義，如果我死了賠再多也沒意思了。”

77歲的楊徐邱這句話，道出了冤獄賠償?shù)暮诵睦Ь常赫x有時效性。國家賠償程序按法律規(guī)定的兩個月內(nèi)作出決定，但云南省高院因案情復(fù)雜已決定延期。

（圖/楊徐邱）

司法機器緩慢運轉(zhuǎn)時，人的生命正在快速流逝。直到這個月，楊徐邱尚未收到任何賠償決定。他77歲了，每天睡不著覺，身體虛弱。

他還在等，等一個國家對自己公民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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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回聲

在中國司法糾錯史上，楊徐邱并不孤單。

劉忠林蒙冤28年后獲得460萬元國家賠償，其中精神損害撫慰金197萬元；念斌提出了1532萬余元的國家賠償申請，其中包括1000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

（圖/楊徐邱）

這些案例標(biāo)志著中國司法的進步，也暴露了制度性困境——為什么需要如此多的時間才能糾正一個錯誤？為什么糾正錯誤后，追究責(zé)任如此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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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代價

什么是自由？對于楊徐邱來說，自由是2020年12月9日走出監(jiān)獄大門時，看到的那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天空。

自由是能夠決定什么時候起床、什么時候吃飯、什么時候看看天上的云。自由是能夠在自己家中老去，而不是在囚室里數(shù)著日子。

6370天，302萬元，每天約300元。這就是國家為公民自由制定的價格。

（圖/楊徐邱）

但我們都知道，自由其實無價。每天300元，買的不是自由本身，而是國家承認自己錯了的象征性姿態(tài)。

曾經(jīng)有記者在楊徐邱家中見到他。老人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穿著一件洗得發(fā)白的藍色襯衫，頭發(fā)稀疏且全白。

他種了幾棵蔬菜，作為晚年生活為數(shù)不多的樂趣。那些蔬菜一天天生長，而老人卻在一天天老去。

法院延期作出賠償決定，時間仍在流逝。

新聞來源

《云南一男子被無罪羈押17年，申請國家賠償1911萬：“我已77歲，希望活著得到賠償” 》綜合澎湃新聞、中原新聞網(wǎng)、極目新聞、中華網(wǎng)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