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戰(zhàn)后戲劇有三個人：田納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威廉?英格(William Inge)，和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那些年里，這三名劇作家如日中天，評論家David Richards將他們稱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戲劇的“三人領導小組”。十年后，英格在家中自殺身亡，其最后作品的無人問津讓他陷入了無法自拔的抑郁，相信自己再也寫不出好作品。1983年，威廉姆斯中風去世，他的才華在酒精、藥物和放縱中消磨殆盡，也讓他的死亡帶有幾分恥辱意味。與之相比，1915年出生的阿瑟?米勒在這個世界上有力地生活了近90年。經過大蕭條的家庭衰落、麥卡錫主義的咄咄逼人、普利策戲劇獎和同瑪麗蓮?夢露的婚姻，米勒不懼怕也不缺少曝光，直到晚年仍有新劇上演，盡管這并非他性格中的一部分。也許當劇作家去世以后，我們會發(fā)現(xiàn)在平衡名聲、才華和私人生活的危險游戲中，米勒是一個驕傲的幸存者。

但是，威廉姆斯和英格并不是精神脆弱的創(chuàng)作者，他們對戲劇的激情也不亞于任何人。不得不說，那些年里成為一名戲劇編劇并不是一個輕松的工作，你首先需要面對的是評論家的獨裁。包括米勒和其他才華橫溢的劇作家們會一致同意那種被淡淡的敵意包圍的感覺，就好像走在一個被占領的城市。在包括《沒有惡棍》（No Villian）的一系列學生作品獲得母校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的戲劇獎學金后，米勒謹慎地計劃先將他的下一部作品《吉星高照的男人》（The Man Who Had All The Luck）寫成一部小說，他寫了將近一年，效果卻不理想，于是決定將這部小說改寫成一部劇本。于是二十出頭的米勒以劇作家的身份迎來了他的百老匯首秀。然而這部出道作品只演了四場，評價慘淡。

長話短說，《吉星高照的男人》的主人公是一名機械修理工，當他周圍的朋友們因為各式各樣的不幸遭受打擊時，他總能交上奇跡般的好運。先是礙事的老丈人猝逝讓他順利地和女友結了婚，后來又誤打誤撞地發(fā)了財。隨著情節(jié)寓言般的展開，修理工開始質疑人類奮斗和信念的價值……最終，主人公意識到是他悉心的管理使他免于一場災禍，勉強算是一個“頓悟時刻”。也許是故事本身的滑稽和演員在舞臺上的演繹掩蓋了劇本里對人類基本境況的討論意圖，評論家約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寫道，他還以為大幕會在劇終時直接落在演員們的腦袋上，然后其中一人向觀眾宣稱這一切都是一場滑稽的鬧劇。

首秀僅上演四場加上反響不佳，這場失敗幾乎讓米勒的編劇生涯完全脫軌。盡管米勒非常清楚地知道他想成為一名劇作家超過一名小說家，但當他的編劇生涯前景不佳時，米勒總會“縮回去”寫幾篇小說，或長或短，也許這并不是因為小說是米勒的舒適區(qū)，而是因為身為小說家的米勒覺得能夠更好地“控制”自己的作品。在《吉星高照的男人》落幕后大約一個月，米勒第一次接到一個評論家的電話，打來的正是安德森。米勒在紐約運動俱樂部見到了他（那是米勒第一次踏進這所會員制俱樂部），后者說，他認為米勒把一部悲劇寫成了民間喜劇，他應該寫寫悲劇。這超出米勒的預想，他從沒想過寫一部“悲劇”，更沒想過什么“民間喜劇”。米勒對失控的反響無能為力。

盡管讀者對小說文本的評價也沒有什么可控性可言，但是一部劇本經過導演的編排和演員的演繹，有時能讓劇作家自己都認不出來。當米勒坐在臺下，發(fā)現(xiàn)他認不出自己寫的劇時當然會有這樣的想法，那就是他基本上可以放棄寫劇本了，因為這根本不是一種他能駕馭的藝術形式。在《吉星高照》和《吾子吾弟》（All My Sons）中間，米勒寫了幾篇短篇一部長篇小說《焦點》（Focus），并獲得了成功。

《阿瑟·米勒短篇小說集》

[美] 阿瑟·米勒 著

宋怡秋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5年3月

對話與小說

在某種意義上，任何一部劇本都可以是一部由對話組成的小說，因為后者作為一種體裁的本質就是一種文學形式上的“雜”，但反過來卻不是所有的小說都能被改寫成劇本。戲劇需要夸張，需要聲音，需要連續(xù)不斷的緊張時刻，像是一根橡皮筋不斷拉緊又放松。在小說中，米勒得以更放松、更平靜地處理一些更私人的主題。在《焦點》中，一個原本對種族問題漠不關心的英國裔美國人因為戴了一副在他人看來具有猶太人特點的眼鏡而成了反猶主義的迫害對象，進而逐漸理解他周圍的種族仇恨。米勒直接觸及了戰(zhàn)后紐約依然存在的反猶氛圍和猶太人的身份認同問題。

《焦點》的成功最終讓米勒鼓起勇氣決定在他最渴望的戲劇領域再試一把。如今來看，令人頗為驚訝的是初版《吾子吾弟》竟聚集了如卡爾?馬爾丹（Karl Malden）、阿瑟?肯尼迪（Arthur Kennedy）等一批當時還年輕、后來成長為話劇或電影明星的優(yōu)秀演員。這部戲劇取材于航空公司向軍方提供缺陷的飛機發(fā)動機的真實案例，米勒又從易卜生的《野鴨》中找到了他想要的強烈的道德驅動，即合伙人中的一人不得不為另一人承擔道德和法律責任。1947年上演的《吾子吾弟》獲得了口碑和商業(yè)上的雙重成功，在百老匯一共演了328場。從此，阿瑟?米勒終于成了自己。兩年后，《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Saleman）在百老匯首演——一個夢想幻滅、陷入衰老卻對人生的失敗感到極度恐懼的推銷員威利讓人們永遠記住了劇作家阿瑟?米勒。

《阿瑟?米勒短篇小說集》在1966年初版時名為《存在》（Presence：Collected Stories），收錄了從1951到1966年間散見于雜志上的十六篇短篇小說。在序言中，米勒將短篇小說戲稱為“在文學界的地位與平房在建筑界的地位相差無幾”的體裁。不過，已經成為戲劇偶像的米勒仍然時不時會想起短篇小說，當然是因為他需要為那些不適合搬上舞臺的故事，尤其是更加私密的感情尋找一個合適的、最好可以直抒胸臆的載體。在小說中，敘述者可以更順手地把握時間，自由地游動、暫停，或加速，將一個環(huán)境或神態(tài)定格，達到劇本中無法做到的情感密度。如果說米勒在戲劇中暴露出來的更多是政治和道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面，那么米勒的小說或短篇作品主題則將目光投向身份的探尋、情愛與家庭，和對人類行動本質的解剖與問詢。

阿瑟?米勒《存在》英文版書封。

開篇《我不再需要你》以一個五歲孩童的視角觀察了一個猶太家庭在節(jié)日里的一天。這名兒童會因為自己無法參與禁食而懊惱，誤以為知悉了母親的秘密而感到壓力，還會為了引起大人的注意而夸大自己的見聞。作為篇幅最長的一篇，《我不再需要你》試圖描繪一幅日常的截面，在可控的矛盾與混亂中反射出一家人深刻而一致的家庭觀念，卻也因此缺乏了優(yōu)秀短篇小說中常見的某種言簡意賅的“爆發(fā)力”、節(jié)奏或視角的變化，和對本質問題更為直接的觸及。不過，讀者可以明顯地感到這篇文字強烈的私人屬性和回憶性質，以及和猶太身份高度同構的家庭意識，這或許也是本篇小說更高的意義所在。除此之外，《圣安杰洛山》講述了兩位美國人在歐洲旅行尋根的經歷，當一位猶太裔美國人看到自己的意大利裔同伴興高采烈地拜訪祖先時卻感到落寞，因為他無法像他一樣，對祖先的土地懷有浪漫的憧憬，也不想拜訪從未謀面的遠親——“即使有，也已經被殺光了”（ 《阿瑟·米勒短篇小說集》48頁，下同），直到在一家餐廳里遇見一個男人。男人從各個方面來看都讓這位美國人確信他是一名猶太人，可對方卻對自己身上的猶太特質渾然不知——“他捆包裹的方式，和我父親——還有我祖父——捆包裹的方式一模一樣。我們的整個歷史就是打包離開。沒有人能像我們一樣溫柔地對待包裹。那是一個猶太人在捆包裹。”（57頁）不過，這次相遇仍帶給這位美國人一種啟示般的喜悅，他發(fā)現(xiàn)了猶太民族的流動與堅韌——一個幸存的猶太人可以失去猶太的意識，卻無法抹去在一個天主教國家每周五帶著安息日面包回家的習慣。

在類似主題類型的作品中，《尋找未來》或許可以被看作一種效果相當成功的變體。作者弱化了對身份的強調，而是從反面創(chuàng)造了一個中年單身的敘述者和他總想著逃離臨終機構的父親。米勒在這里采用了一種更緩慢、更輕聲細語也更情感豐富的語調，穿插著敘述者對自己始終沒有結婚成家的悔恨，不時又話鋒一轉，用一種哲學般的知性口吻討論起生活中的表演和真實。主人公的職業(yè)是一名演員，作者寫道：“謝幕的時候我想，也許我不結婚的原因是婚姻會讓我的生活變得真實，讓我和舞臺產生某種距離?！保?00頁）這有可能是這篇小說中最重要的一句話，因為它暗暗地點出了位于文本最核心的張力所在——即人們對絕對真實的渴望，以及對它的恐懼。無論是主人公對無緣婚姻的悔恨，還是父親幾乎生理上地想要離開養(yǎng)老院回一個已經不存在的家，兩個孤獨男人身上所反映出的都是對家庭生活自然的向往，而這里面包含了對兩樣東西的許諾：真實與未來。敘述者似乎被困在這樣一個矛盾里面：如果生活是一場走向真實的旅途，那么又該如何接受家庭本身也是一種“角色扮演”的事實呢？

阿瑟·米勒。

搖搖欲墜的幸福

不過，這篇小說的理解空間并沒有止步于此。敘述者身上的復雜性建立在這樣一個具有普世性的披露上：那就是人類行為的非必要性。人們無論做什么，似乎都帶有表演的成分，唯一“真誠”的只剩下意識已然不清醒的父親。從這個角度出發(fā)，隨著敘述的深入，讀者似乎可以隱隱發(fā)覺在這位敘述者內心深處什么東西正在被撼動，如同一個姍姍來遲的啟示。一個幸福的人和一個好演員也許是同一回事，因為“那正是一個好演員所做的事：他設法使他的感情成為必要，于是他立刻變得別無選擇?！保?09頁）從文中疲憊的語調和只言片語（“我不確定前路要如何繼續(xù)”）中，敘述者仿佛正處于某種存在危機當中。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演員，當他回首已經過去大半的人生，卻感到自己像一顆牙齒一樣搖搖欲墜，因為他缺少對任何“非必要”決定的勇氣，而設法使可有可無的東西成為必要似乎正是生活的內容所在。在結尾處，敘述在回憶的口吻中迎來了貌似的和解：“有時，僅僅是有時，我從中感受到了我剛開始做演員時的感覺，那時的我認為成為一個偉大的演員就像是為人們獻上一份禮物?！保?11頁）在文脈中，這句話的出現(xiàn)具有一種意外的美感，它既是一種雙關，即“演員”在舞臺內外的雙重含義，也是一種對幸福的張望——當人們不再去想表演本身。

在有關短篇小說這一體裁眾說紛紜而數(shù)量有限的理論中，愛爾蘭作家弗蘭克·奧康納（Frank O’Connor）的觀點被很多人所接受。他認為短篇小說不像長篇小說那樣處理“當下的問題”，而是關注生活中“深刻而普遍的興趣”。因此，優(yōu)秀的短篇小說往往顯露出神秘、難以言喻，繼而更具普遍性的特點。除了《尋找未來》，《請勿殺生》頗有海明威式的簡練，討論作為行動與呈現(xiàn)的愛；《名》是具有自傳色彩的幽默小品；《斗牛犬》描述了一位男孩進入成年世界的時刻；《河貍》則討論了行為本身的不可捉摸性；《存在》篇幅短小，開放式的文本極為隱晦地探討了愛與時間的關系。

《裝配工的夜晚》也許是這本短篇集中最優(yōu)秀的一篇。托尼是二戰(zhàn)期間船廠里的一名骨干維修員，每天等著下晚班去情人家消遣。多年以前，意大利的祖父決定來紐約安度晚年，為了繼承他的積蓄，托尼費盡心思贏得他的信任，卻還是被母親暴露了他曾進過監(jiān)獄的事實。作為交換，托尼的家人脅迫他娶他并不愛的瑪格麗特為妻，強迫他們發(fā)生關系并生下一對雙胞胎。急轉直下的時刻降臨了：外公成捆的意大利里拉一直被封在箱子里，直到來到銀行才得知，那些印著墨索里尼頭像的鈔票加在一起只能換來區(qū)區(qū)一千七百三十九美元——而從前托尼開貨車四天就能掙三百塊。最可憐的當然是瑪格麗特。托尼覺得他一輩子就這么毀了。

這天凌晨，托尼得到一個不尋常的任務：緊急修復一艘驅逐艦投放深水炸彈的鋼軌。海邊的嚴寒和落水的危險使維修幾乎不可能。在和船長的交流中，托尼發(fā)現(xiàn)自己陷入有趣的境地：如果拒絕，不會得到任何懲罰，如果答應，也沒有任何獎勵；而與他相伴的船長真誠地請求幫助，盡管他也獲得了不出海戰(zhàn)斗的絕佳理由。他走上碼頭，“一種嚴肅的感覺占據著他的心”（187頁），然后被繩索吊在外面，用焊槍和大錘修好了那段鋼軌。

阿瑟·米勒和瑪麗蓮·夢露。

《裝配工的夜晚》具有豐富的可讀空間。在敘述的表層，“目的性”似乎將文中主要描述的兩個事件聯(lián)系起來：托尼的娶妻生子帶有強烈的目的性，現(xiàn)實卻偏離了他的計劃；而修復鋼軌無法給他帶來任何好處，卻給他帶來一種更神秘、更深刻的滿足。當托尼生平第一次發(fā)現(xiàn)得與失竟然失去了意義，剩下的只有“工作本身”時，作者寫道：“船長看著他，等待他的回答。他感到羞愧，不是因為他一直遲疑著不愿嘗試，而是因為他感覺自己毫無防備。”（186頁）托尼毫無防備的是什么呢？也許是對人類境況本質的揭露讓他感到意外，以及對真正的自由產生的陌生——一件事的意義從未如此具體、如此直接地存在于它本身?？吹竭@里，似乎有一根細線將《裝配工的夜晚》和《尋找未來》聯(lián)系起來，使后者提出的問題在這里顯得同樣恰當：修復鋼軌是“必要”的嗎？答案也很簡單：當你認為它必要的時候，它自然就是必要的，這是自由成為現(xiàn)實的唯一途徑。

阿瑟?米勒在前言中寫道，沒有體裁是萬能的。誠然，短篇小說比戲劇更能讓我們貼近作者的內心世界，但只是另一個面具、另一個語調和另一種距離。對中文世界的米勒讀者而言，《阿瑟?米勒短篇小說集》中文版是姍姍來遲的重要注腳，但米勒的注腳不止于此。在文本之外，非美活動委員會前，他是拒絕給出名字的不合作者；和夢露生活的那幾年，他是被卷進精神旋渦的分心者；在劇院宣布提高票價時，他對劇組慷慨激昂，是捍衛(wèi)與觀眾聯(lián)結的斗爭者。也許還有另一種角度將米勒同威廉姆斯、英格區(qū)分開來——后者的戲劇觀、藝術觀是相對封閉的，他們通過一個隧道般的視角觀察舞臺、熱愛舞臺。與之相比，米勒始終眼觀六路，他的藝術高度介入政治、道德和身份議題，家庭在他心里始終占有極高的比重。從某種程度上講，“拯救”了米勒的不是別的，正是代代相傳的猶太文明。

撰文/馬涌杭

編輯/李永博

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