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5年，秦國剛兼并天下不久，又將目光轉向北方的河套地區(qū)。這就有后來司馬遷在《史記-蒙恬列傳》中的那段描述：將三十萬眾北逐戌狄。

今人解讀，往往覺得北伐對象就是匈奴。然而，系統(tǒng)梳理秦統(tǒng)一前后的邊疆形勢，以及戰(zhàn)國末年的民族分布，就會覺得該結論并不準確。蒙恬實際用兵對象，更可能林胡、樓煩與趙國殘兵的復仇者聯(lián)盟。

早期匈奴并不強大

秦滅六國過程中遺漏過不少邊緣區(qū)域

公元前221年，秦國幾乎兵不血刃的解除齊國武裝，完成對關東六國的徹底兼并。此前，他們的主要精力一度被牽制于北方，其中就包括隸屬于趙國貴族的代郡武裝。那里曾是戎狄聚集的邊塞緩沖區(qū)，也是趙武靈王推廣胡服騎射改革的試驗田，更是出產李牧等末世名將的培養(yǎng)皿。哪怕喪失獨立建制，依然有實力撐起短暫的反攻復國運動。

與此同時，在西側的晉北、河套沿線，還分布著向邯鄲王室效忠的林胡、婁煩，以及部分駐守趙長城的邊軍殘部。一方面是長期臨戰(zhàn)狀態(tài)，塑造出狂野且解擾不遜彪悍民風，絲毫不能忍受編戶齊民制度下的嚴酷盤剝。另一方面又常與南方鄰居接觸，熟悉內地情況，同情趙人的悲慘境遇。故而不愿意對秦人乖乖就犯，甚至反過來吸納關內流亡者，逐漸膨脹為帝國的心腹大患。

趙國的長城沿線與河套部分沒有被立刻占領

相比之下，同期的匈奴不過剛嶄露頭角，仍處相當蒙昧的諸部并立階段。他們在頭曼單于治下，始終處于多方圍困狀態(tài)。由于東胡和月氏勢力存在，根本沒辦法集中運用整個草原力量。唯一可靠的基本盤，不過是小小的陰山山脈與北部平原。巧合的是，山脈以南到黃河之間的狹長區(qū)域，正好被趙國長城所封堵。

換句話說，秦軍根本沒必要為匈奴大動干戈。倘若牢牢控制趙國留下的整個北方防線，那么原地蹲守即可以逸待勞。若是尚未踏足那片重要前沿，才需要為強行占據(jù)調撥大軍與繁多后勤。歷史上發(fā)生的北伐行動，與其說是越境追繳匈奴部落，更像是與前朝遺老們搶奪整片河套地區(qū)的歸屬權。

匈奴首領的服飾復原

作戰(zhàn)過程相當詭異

戰(zhàn)國中期秦人就有建立河套地區(qū)的長城

早在戰(zhàn)國中期，秦人已有構筑長城防線，將整個河套南部和東部都囊括其中。該長城西起甘肅岷縣，經(jīng)寧夏固原、陜西靖邊等地，終至內蒙古托克托縣對岸。除河套北部的林胡外，還與趙國邊軍隔黃河對峙，唯獨不同活躍在陰山的匈奴人接壤。僅僅是直線距離較近，在沒有外力阻攔的情況下，僅僅一個月時間便可抵達。

然而，根據(jù)史記留下的蛛絲馬跡，蒙恬的數(shù)萬軍隊北上速度相當緩慢。他們花費數(shù)月時間作戰(zhàn)，繼而被迫停下休整，等到次年才渡過黃河到后來的九原郡地界。對比各類中外史料的對游牧戰(zhàn)爭，就能發(fā)現(xiàn)行為邏輯不同：

公元前530年，波斯帝國的建立者居魯士率20萬大軍北伐，劍指中亞北部的馬薩格泰部族。此前，雙方以阿姆河為分界線。一旦波斯軍隊用橋梁+船只渡過天塹，僅僅3天便遭遇到游牧騎兵攻擊。盡管對手缺乏固定城池，卻有草場、水源等自然資源需要守護，根本沒可能讓波斯人在自己的地盤上肆意妄為。

公元前513年，波斯的大流士一世又將目標聚焦于歐洲，率軍渡海打擊那里的斯基泰牧民。后者同樣沒有城池、要塞守護，始終用射一箭就跑的方式進行周旋。經(jīng)過30天你追我趕，波斯軍隊已從多瑙河流域前進至烏克蘭以東，直至伏爾加河畔才掉頭返回。

波斯帝國的兩次遠征游牧時間過程都相當短暫

至于漢武帝時期的漠南之戰(zhàn)，從表面上看持續(xù)時間為公元前124-123年，實際上是在相互獨立的多個戰(zhàn)場分批進行。每次都只持續(xù)1-2月左右時間，絲毫沒有任何拖泥帶水跡象。

直至前119年的漠北之戰(zhàn)，衛(wèi)青和霍去病分兩路出擊，同樣是只用2個多月時間就兵臨貝加爾湖畔。

漢朝與匈奴的歷次交手時間同樣相當短暫

與之對照，蒙恬時代的秦軍完全不像是在與游牧騎兵角逐，更像是與構筑城池、工事的正規(guī)軍對壘。在這種情況下，哪怕一方握有完全的規(guī)模優(yōu)勢，也必須花費大量時間來步步為營：

公元前215年，幾乎所有戰(zhàn)斗皆發(fā)生在黃河以南地區(qū)，可能還包括部分黃河以東區(qū)域。秦軍同樣分兩路夾擊，包括直接出戰(zhàn)國長城的佯攻偏師，以及沿黃河迂回包抄的真正主力。這里的打擊對象，應該就是林胡和婁煩兩大戎狄部族。但依然耗費掉3-5個月時間，顯然是對付起來并不輕松。

公元前215年，蒙恬的秦軍才渡過黃河，攻擊趙國長城的留守殘兵。隨后真正與匈奴勢力碰面，但雙方并未碰撞出什么激情的火化。后者像歷史上的所有游牧集團那樣，索性遠遁至其他區(qū)域，讓占據(jù)天時地利的秦軍完全丟失追擊欲望。

蒙恬北伐過程中有大半時間用于土木攻堅

事實上，今人對于古代北方蠻族的認知，起始于春秋時代的《禮記-王制》。作者孔子談到戎狄，絲毫不掩飾自己的鄙夷態(tài)度：不粒食者！

但20世紀初的歷史學家徐仲叔，根據(jù)史料辨析提出質疑，認為《王制》中描述的戎狄更接近中國而非匈奴。所謂北狄根本不是匈奴那樣的游牧民族。之后，包括日本學者江上波夫等許多學者開始傾向于這一觀點。

秦軍攻打的戎狄并不是完全的游牧族群

考古證據(jù)

不同年代的河套地區(qū)定義也容易讓人產生誤會

當然，僅憑古人的文字記載，還不足以說明秦軍對手到底處于何等社會生態(tài)。因此，我們還需結合考古發(fā)掘成果，進一步探析河套區(qū)域的演變歷程。

20世紀中后期，考古學家在河套中部和南部，分別發(fā)現(xiàn)兩片大型的古代戎狄文化遺留，也就是大名鼎鼎朱開溝遺址和李家崖遺址。

兩個遺址方位圖左為朱開溝，右為李家崖

其年代均不晚于商朝，且都有出土大量銅器、石器和陶器。尤其是鑿、鐮、鏟等生產器具的存在，說明那里的先民具備手工和農業(yè)生產能力。甚至在墓穴陪葬物中，最為廣泛的是陶器，完全符合定居村落、城鎮(zhèn)特征。

此外，兩處遺址都有大量建造房屋痕跡，其中的李家崖遺址甚至有挖出城墻根基。說明河套地區(qū)在商周之際已進入城市居住狀態(tài)，與后人想象的遍地游牧截然不同。

李家崖遺址的城墻殘余部分

與之類似，考古學家同樣在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亞，發(fā)掘出先民不事游牧的證據(jù)。他們大都進行一定比例的農業(yè)耕作，再依靠養(yǎng)殖業(yè)作為經(jīng)濟手段。

可見蒙古地區(qū)的先民，其實是不折不扣的農耕定居民族。只是因為氣候變化、環(huán)境遭受破壞，原先的模式難以為繼，才逐漸轉為半農半牧狀態(tài)。等到日常氣溫下降到一定水平，再次向著純游牧傾向過度。至于徹底適應改變，時間也不早于等秦漢之交。

南西伯利亞地區(qū)曾也以農耕畜牧為主要生活方式

伴隨氣候劇變，必然是人口的海量流動。春秋時代的北狄南下，就屬于這類行動的早期先鋒隊。至于今天的內蒙南部、河套平原等緩沖區(qū)域，則順理成章的吸納到更多氣候災民。

這些戎狄一面要應付故地的嶄新游牧勢力，同時又與南方的農耕地區(qū)產生矛盾，到戰(zhàn)國中期已相當乏力。索性選擇向資源更充沛的諸侯們投誠，或是不情不愿的被對方逐步兼并。秦人花大力氣消化的戎狄就是這般，趙人麾下的婁煩、林胡亦是如此。

南下歸降的戎狄正是胡服騎射改革的重要推手

公元前265年，趙國名將李牧對陣早期匈奴，正是這類融合在軍事領域的集中體現(xiàn)。除中原地區(qū)常見的戰(zhàn)車和步兵外，有約13000騎兵活躍在其麾下。

正是他們的兩翼包抄，讓輕敵冒進的游牧對手深陷三面合圍。怎么看都比后來的蒙恬，更符合中原農耕文明反擊草原勁旅的第一滴血。

趙國的邊地騎兵實際上比他們效忠的政權堅持更久

一筆糊涂賬

司馬遷的時代中原人已分不清戎狄和匈奴區(qū)別

正因如此，現(xiàn)代人想象中的秦軍完爆匈奴作戰(zhàn)，其實在真實歷史上可能從未發(fā)生。蒙恬用一年多時間，對壘的敵軍不過半游牧戎狄，以及與他們朝夕相伴的趙國邊軍。他們曾是南方農耕文明的前沿守護，轉頭卻發(fā)現(xiàn)自己居然被歸類為戎狄本身，只能說是命運的不公太過造化弄人。

諷刺的是，由于秦朝二世而亡，古老的戎狄后人再度改換門庭。直至漢武帝開啟戰(zhàn)略大反撲，他們還以白羊王、婁煩王的名義生活在河套北部。不僅為黃河對面的匈奴本部充當肉盾，還要繼續(xù)發(fā)揮自己的農牧特長，供養(yǎng)單于的草原帝國中樞。隨即成為漢軍的頭號目標，繼續(xù)在戰(zhàn)場和牧場間來回切換。

到司馬遷秉筆直書的時代，漢匈之間的矛盾已進入白熱化階段。河套地區(qū)的三夾板人群，就毫無意外的被歸類為胡，直至完全算入匈奴世系。后來者不明所以，只能拿著古代先賢的結論瘋狂復制，不斷將這筆糊涂賬延續(xù)至今......

（全文完）